戈夫曼毕生关注微观情境中的个体命运,他以情境为基础范畴来讨论个体在微观情境中的互动问题。戈夫曼的情境概念代表一种监视性的空间环境,情境是一种即时性生成且具有交往属性的社会实体,同时为个体参与行为的秩序与规范提供控制场域。戈夫曼以情境为基础范畴考察互动的内在逻辑层次同个体在情境中的遭遇紧密相连:个体的互动策略确保了情境涉入的有效程度并维持现有的情境秩序;情境性礼仪与情境失当作为互动有效程度的外在表征分别标记了个体情境行为在“得宜”与“失当”区间中的坐标;情境中个体的行为通过协商形成一致性的规范,而外在的规范性则规定了情境中的道德评价准则,也为个体的道德沦落提供了依据。戈夫曼情境思想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齐美尔关于形式社会学与空间秩序的观点,同时他批判继承了托马斯关于情境定义的理论观点,此外还深受符号互动主义思潮中情境观和自我观的影响。在戈氏情境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他的情境分析视角逐渐走向窄化,表现出较强的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其情境决定论色彩和无视社会环境多样性的理论偏向也饱受诟病与争议。戈夫曼通过情境互动的阐释机制实现了对符号互动论中情境观的纠偏与回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情境社会学的发展。此外,戈夫曼的情境观对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研究具有深远启示:对个体所处情境的考察与分析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学的媒介观,将人际传播的视野引向情境中的日常琐碎,同时勾连了传播情境中的具身化问题;他高度结构化的情境观也为公共事件中的传播效果研究与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了以框架为基础的跨学科对话空间。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解读戈夫曼的经典著作发掘其情境概念的内涵与情境思想的层次,并结合对思想史的梳理追溯戈夫曼情境思想的理论渊源,厘清其情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线索,并从戈夫曼情境思想的理论争议、价值与对传播研究的启示等方面作出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