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古”倾向是中国思想传承中重要的思想倾向,无论是“崇古”还是“反古”都是通过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互动来形成更为成熟的思想。中国士人历来高度重视传统,对于一个没有神性宗教的民族而言,传统承担了大部分超越世俗的作用。先秦诸子中儒、道两派是“崇古”倾向最明显的两派,尤其是儒家大都对旧文献、先人及先人的言行等经验的保留和传承抱有极大热情,因此史家往往服膺儒家,而将儒家定为一尊的汉儒也就被史家视为“正统”。魏晋士人在历史上被扣上“反古”帽子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挑战了汉儒的传统,在汉儒传统之所以被挑战的真实原因是汉儒后期叛离了儒家政治理想的传统。汉朝时期法家和黄老道家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即便是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这些思想依然通过傍附儒家而继续发展,后期甚至隐然有取而代之之势。儒家长期依靠政治权威而成长,以此而生的礼教在后期逐步沦为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而汉学因其偏重古文经学,思想上质实有余而超越不足,使这种利益的争斗更为剧烈,在汉末政治上失去权威的时候,儒家的地位急转直下,“尚今”、“事功”的法家迅速流行起来,同时为了弥合社会冲突,“道家”的地位也迅速提高。魏晋士人面对汉儒传统出现的诸种问题,既在反对传统的同时,又凭借更为古老的传统来宣传传统。汉儒尊五经正统,魏晋士人却开始发掘先秦《论语》、《老子》等思想的价值;汉儒奉行礼教、谶纬神学、古文经学,魏晋士人却看出其中愚昧和虚假的一面,凭借道家更重思想性的特点积极地挖掘思想进步。更为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政治权威丧失而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起,使地方儒家教育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士人的政治理想在门内开始实现并且得到更为具体和真实的实行。此时的魏晋士人和先秦士人一样通过循古超越了一般庙堂传统,思想上重拾天下情怀、道德超越。形式上,他们像汉儒一样解经。思想内容上,他们所主的玄学,又和汉儒的阴阳灾异学、名教的思想有前后传承的关系。同时因为他们出生贵族的身份,使他们和先秦古人一样(先秦诸子思想起自上层贵族,其发展是随着文化下行而发展起来),始终保持一份道德上、身份上的超越感。而在政治困顿之时,同样是效仿古人,由兼济天下的超越传统转向独善其身、隐逸的超越传统中。对于传统的批判过程,本身也是遵循的过程。通过对汉儒传统的批判,魏晋士人破除了大量两汉思想中的迷信愚昧。重新解放了意义,使理性高扬,并且还发展出了“尚情”、含蓄美学、追求境界等内向的精神超越传统,儒家传统在他们手中并不是得到破坏,反而是进一步的扩大。透过魏晋士人循古开新的过程,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对立,传统作为思想进步的资源,与现实实际可能存在某种纠缠,而恰是在这种纠缠中使传统得到改造和继承,循古的过程本身也可以视作是实现超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