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数据表明,造成我国现阶段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平衡。在“基本公共物品均等化”的公共财政目标要求下,如何客观公正并深刻的看待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中出现的差异性问题,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认真研究解决办法,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城乡统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特定地理和空间区域内表现为有限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称之为地方公共物品。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地方公共物品均衡性供给也是影响地区、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以地方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我国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描述性分析,然后从财政管理体制和非财政管理体制两大方面,探究了造成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差异性的原因,继而运用实证分析,找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在对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的部分,与以往的文献不同,本文不仅采用了定性的描述,更是采用大量的统计数据作为佐证,使现阶段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一目了然。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公共物品总体上有效供给不足,在民生性、公益性、基础性等方面的公共物品提供均不到位;并且城乡间、地区间的供给结构不平衡,这种情况极大的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限于现有的统计资料,本文以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基础设施三种主要的地方公共物品为例,指出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公共教育总体投入水平较低,且教育支出各组成部分比例不合理,教育资源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省内地区间分配不均等;公共卫生支出的力度不足;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分配差距大,资源配置失衡;基础设施平均发展水平低,供需结构和布局不合理,东中西部差距显著,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落后等。本文继而从财政管理体制和非财政管理体制两大视角分析供给不足和不均衡的原因。首先对事权层层解剖,表明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应按照市场优先原则,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应按照地方优先原则界定事权。而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由于事权划分不完善,造成政府与市场间“越位”、“缺位”并存,各级政府间事权错位下移,事权财权不对称,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种种情况结合起来,导致基层财政普遍困难,对供给地方公共物品往往力不从心。从非财政管理体制角度,以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为特征,分三种情况刻画了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供给的特点,指出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低下和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通过赋予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可以提高公共物品供给质量,降低贫困率,并提高经济中的总收入和增长率。为了验证公共物品供给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利用1997-2007年间31个省份(除去港、澳、台)的面板数据,采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同水平对GDP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的公共物品的贡献率在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效果最明显,西部地区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小。文章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给出了适当的解释。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地方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包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积极推进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按照公共财政和市场经济要求规范政府职能;按财权与事权匹配原则划分收入;将事权的划分纳入法制化轨道;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物品均等化和构建政府支出绩效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