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城市发展的历程，对于城市成长的管理一直是在朦胧的和频繁摇摆状态中进行的，而缺乏完整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构架。而随着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和国家对于城市化水平的调控和推进，城市成长中的矛盾己逐步凸现出来，主要体现在：城市用地数量增长过快而耕地资源极其短缺；城市过度扩张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新区开发建设迅猛而浪费严重；外延式增长突出而内部空间结构失衡等等。对于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关注度要远远超过怎么去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模式。由此，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城市边界无序蔓延等“城市病”（UrbanSyndrome）不断涌现，如影随形。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开始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但与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相比，无论是对国际和国内研究线索的梳理与评析，还是结合中国城市实际的深度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都与学术体系的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实践需求不相适应。此外，伴随全球化要素的流动和竞争的加剧、新兴技术产业的大量崛起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城市空间在原先非线性扩张的基础上，又植入了更多复杂多变的因子。　　 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理念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城市管理实践中逐渐认同并得到广泛运用。其本质上是人类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时对城市传统线性发展模式的否定与调整。作为一种管理城市协调成长的新型理论工具，精明增长理论通过土地使用功能组合、限制城市成长边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保护空地、农田、自然景观和环境保护区、改变交通模式（TOD）、加强现有社区改造（Revitalization）等方式来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问题。它还特别强调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中心，促进各要素和谐发展，为城市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蓝本。　　 城市的拓展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外沿式的扩张和内涵式的发展。城市空间拓展中增量拓展与存量拓展方式互相关联、互为因果。没有增量拓展，城市空间就难以承接大规模的产业与入口的集聚，城市内部功能结构的重组和存量拓展将难以实现。而没有内部空间重组和存量空间拓展的推动，增量空间的外延式拓展就失去了动力和支持。随着城市动态发展的进程加快，城市的各种功能活动和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城市空间扩展方式也表现出大量非线性的特征。　　 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的工具复杂多样，一些传统的城市规划手段，如土地利用区划（Zoning）、土地细分规则（Subdivision）和开发许可（Development Permit）都属于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的实施工具。而从具体的实施步骤来看，可以将城市空间增长管理工具划分为边界设定和配套政策设定两个层面，后者还可包含税收调节，产权控制等内容。边界设定是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的基本工具。在以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开放空间和塑造城市空间增长形态为目标的边界控制手段中，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Urban Containment Policy）目前已得到广泛采用。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绿带（Grcenbelt）、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和城市服务边界（Urban Service Boundary）。三者中，绿带和城市增长边界主要通过“推力”将城市增长限制在开放空间、重要农业用地以及生态敏感用地之外；而城市服务边界则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拉力”将城市增长“吸引”到边界之内，并避免使其出现在没有基础设施投入的地区。　　 上海的空间演化历程即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新兴工业国家。一方面是政府仍然拥有主要空间开发的决策权，不同于西方完全市场化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市场化，政府不断对资本和市场做出让步。创新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是上海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长三角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城市发展瓶颈、实现城市跨越式发展的一种突破性变革，是上海加快推进“四个中心”战略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全新探索。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创新对于优化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奠定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乃至世界城市的功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