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将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译介到中国，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这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新旧制度更迭、战争灾难频发的百年。中国历经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文学观也随之演变。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观以变革社会为核心追求，属功利性文学观；1949年后，转变为以政治价值为核心追求的政治文学观；1978年后，又演变为以文学审美性为追求的文学价值文学观。王尔德在中国译介和接受的百年历程跌宕起伏，随着中国文学观的流变而几经沉浮。他在中国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备受推崇、大力译介，抗战时期的冷漠排斥，1949年后长达30年的背弃拒绝，以及1978年后的重新译介、重新评价与经典重塑。王尔德的文学艺术思想在中国也屡遭误读。在五四时期，他被追捧为欧洲大文豪、浪漫主义作家；在1937-1949年间，他又成为译介日渐式微的颓废-唯美主义作家；在1949-1977年间，他彻底沦为了处于中国敌对立场的反动资本主义颓废派作家代表。直至1978年后的80、90年代，王尔德唯美主义大师的文学形象和文艺思想才历经岁月沧桑，逐渐被中国读者所真正了解。严格说来，王尔德的文学观在本质上与中国绝大部分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都格格不入，王尔德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既富有戏剧性，又有典型性，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译介现象。　　本论文将王尔德的译介与接受置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动态发展演变的历史框架中，借助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探讨在完全有悖于中国时代文化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下，译介者们通过了哪些特殊方式和合法化努力，使王尔德进入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择取范围；在百年流变的文学观影响下，以文学性、审美性为核心的王尔德及唯美主义文艺观，怎样被以文学社会功利观、政治价值观为追求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接受；在接受的过程中，它们之间又产生了怎样的误读、改造、利用、摩擦和冲突。论文力图探明王尔德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史与中国文学观发展演变史的关系，挖掘出文学翻译表象后的操纵因素，如意识形态、社会语境、审美机制、译者性情、翻译风格、读者接受等，并思考王尔德译介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本文认为，五四时期王尔德作品的接受主力军是有社会影响力的精英文人阶层，主要是通过社团间的争鸣扩大王尔德的文学影响。基于善意的误读，田汉改写的《莎乐美》、洪深中国化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以实现文以改良社会的功利目的；1949年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王尔德持抗拒态度。政府采用红头文件、教科书、宣传资料等形式，限制文学翻译作品的择取范围，以强化现实主义文学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价值导向；1978年后，新时期文学出现了文学转型，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性，王尔德再次出现在中国文学视野当中，并成为译介的热点。王尔德的文艺观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较于译介到中国的其它外国作家，王尔德更具特殊性。王尔德的文学观与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文学价值观、功利观的矛盾性、冲突性更显著，他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王尔德译介现象。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有三：第一，与译介到中国的其它外国作家相比，王尔德与中国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文学观之间的矛盾性、冲突性更显著；第二，王尔德在中国文学形象的沉浮变迁，能够揭示外国翻译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关系；第三，完整研究王尔德在中国自1909年以来至今的译介与接受史的百年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