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一种集教学、藏书、学术研究等多种活动于一身的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主要探究关于清代山东书院发展的相关问题,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为中心,通过翻检清代科举生员履历档案,并参考清代山东地方志、清人诗文集等资料,系统考述了清代山东70所书院203位山长的字号、籍贯、科份、仕履、著述等情况。通过考察清代山东书院山长的出身可知,203位山长中,进士或举人出身有170人,比例为83.7%。其中有进士96人,占47.3%；举人74人,占36.4%。山东本地的士人有134人,所占比例达到66%；外地山长掌教山东书院者多来自江浙二省,其中浙江18人(8.9%),江苏17人(8.4%)。第二部分通过对济南泺源书院山长沈可培讲学事迹及其答问实录——《泺源问答》的讨论,探究沈可培个人之学术取向,管窥清代山东书院讲学之情状。通过对《泺源问答》的考察可见,出于书院教学的需要,沈可培讲学仍是以科举为导向,以程朱为旨归。然其《泺源问答》亦重经世学问,多论漕运、水道、盐利等,并推崇诸子之学。综合考量,沈可培虽受到其时极盛的乾嘉学风的影响,但对待《泺源问答》,不应在学术的角度过分推求,而更应从教育史的角度考量,更多地将其视为清代中期一份书院讲学的实录。第三部分以清代山东地方志中所收书院记为中心,重点对书院记这一特定文体的文体构造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可见,清代山东书院记作者通常是地方官或乡贤,其行文都存在着类似的模式：作者首先标举先王之教,将书院之创建视为承接三代遗泽的盛事,其重大意义得以凸显；然后作者将笔触落在一地的传统上来,对山左自然与历史两方面充分地演绎和表彰,乡土之造与先贤之泽,地利与人和皆备,可谓“萃海岱之灵秀,沐邹鲁之遗风”,在这种语境之下,创建书院、造化人才便成为后人责无旁贷的事业；再者描写当下之现实,士子科考辛苦,创修书院艰辛,故希望诸生能够一心向学,后人能够踵事增华；最后作者表达其人文蔚起的愿望。在不同时代的文人层累地叙述过程之中,书院记——这种特殊的文体,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叙述模式,并不断被强化。据笔者统计,在《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中所收的115篇清代山东书院记中,论及地方文化传统者多达55篇,其比例近50%。在此类书院记中,作者或追述齐鲁自孔孟以至清季的学术大传统；或着眼一州一县的小传统,表彰造化一地人文之先贤。如鲁西书院多标举孔孟、董仲舒、石介等人,而胶东书院则多推扬费直、庸谭、郑玄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