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读。国内学界更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二流的纪实电影理论家，完全没有注意到其应有的理论贡献，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对其魏玛时期作品的忽视。虽然克拉考尔的思想生涯可以分为魏玛时期、流亡法国时期以及流亡美国时期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是，确立其现代性理论大厦基石的无疑是其魏玛时期的写作。如果想要还原克拉考尔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就必须对他魏玛时期作品的思想图景、主题以及写作特点进行研究和分析。因此，本文力图以克拉考尔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几部最重要作品作为线索，重新勾勒出其现代性批判理论体系的状貌，重新展现其在现代思想史上的风采。　　 总体而言，克拉考尔的魏玛作品基本上以《法兰克福报》作为思想阵地，密切关注在魏玛现代性的广阔时空中，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涌现出的诸多偶发性、不起眼、转瞬即逝的“表面现象”，通过对其所进行的无意识解码，来寻找一条突破现代性困境，找寻失落意义的救赎之旅。围绕这一核心思想，克拉考尔在其魏玛写作中，从对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批判入手，阐明其独特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推进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反思--通过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读，克拉考尔将整个历史视为一个充满动量的“解神话化”过程。启蒙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粉碎了长久以来自然力对人类的束缚，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但是，这一历史进步的“理性空间”内部却充满了矛盾：建立在抽象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理性虽则战胜了神话的统一性，却隐藏着一种新的风险--运用错误的抽象性来取代错误的神话具体性，从而造就了新的抽象性神话。可以说，作为启蒙批判的先驱，克拉考尔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更早洞见到了启蒙理性的内部矛盾。尽管如此，克拉考尔并没有对理性失去信心。在他看来，虽然资本主义理性造成了各种现代性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其进行全盘否定，尤其是当人们在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绝对不能抛弃启蒙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必须看清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启蒙任务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他来说，启蒙的任务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第一个层面是将人类从自然力以及各种形而上神话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与种种打着宗教改革旗号的弥赛亚救世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时刻提醒人们对各种“再度神话化”的思潮保持警醒，甚至预言了此种思潮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忠实捍卫了启蒙的进步成果；第二个层而是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再度神话化”中解放出来，并为这个丧失意义的世界重新提供真理。由此，克拉考尔通过《侦探小说》与《职员》两部作品，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批判。尽管如此，他始终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理性并不等同于理性自身。对资本主义理性的批判，应该抓住其最内在的缺陷--丧失具体内涵的抽象性--去倡导一种完全与之对立的具体化观察视角，通过对蛰伏在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相关领域中的具体经验，对各种大众文化“表面现象”的分析，来与那意义空虚的抽象性进行对抗，从而释放出蕴藏在资本主义无意识日常现象背后的革命性力量。对他来说，原有的较高意义领域，已从威权高位上退下，转而寄居在那些表面看来非常琐碎的事物之中。换言之，它隐身于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上，貌似无声无息，甚至不被人关注，但就在这种漫不经心的呈现中，大众文化打碎了高雅文化的虚假意识形态束缚，挣脱了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链条，进而让人得以在一个短暂的真空中窥到真理的秘密踪迹。因而，大众文化一方面以碎片化的表象映射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合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又以其无意识的内在表达，映射出了进一步推进启蒙，获取真正理性的革命性潜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考尔格外推崇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功用。但是，克拉考尔对大众文化的有限性也具备清醒的认识，时刻警示人们不可堕入现代娱乐消遣的迷潭，丧失应有的批判性。因此，克拉考尔在其魏玛作品中，并没有轻易给出任何到达真理的最终答案，而只是提醒人们不断保持“审慎的开放”之态度，在去往真理的痛苦道路上不断跋涉，虽则承受现代性危机的种种动荡不安，却始终心怀向往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