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关追赶模型方面的理论和证据，并通过对影响经济收敛因素的梳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所存在有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进行分析，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经济收敛问题的看法。由于索洛(Solow,1956)模型是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所以首先对其做一个介绍。并在标准的索洛模型所预测的完美收敛结果的情形下，考察人力资本的作用。这主要通过考察曼昆、罗默和威尔(Mankiw, Romer and Weil，1992)的模型（简称MRW模型）来实现，并在MRW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考察有关条件收敛方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MRW模型尝试在假设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复兴标准的索洛模型。　　根据其良好的收敛结果接着考虑鲍默尔(Baumol，1986)的实证分析和德龙（De Long,1988）对鲍默尔的评论。鲍默尔通过考察16个工业国在1870-1979年间的数据(Maddison，1982)发现，这些国家1879年的人均GDP的对数与其后109年间每小时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经济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收敛性。但是德龙很快从两个方面对鲍默尔的论述提出了质疑，即(1)麦迪逊数据中的样本并不是随机选择的;(2)在测量单位资本产出时误差不可避免。德龙认为，样本选择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被麦迪逊和鲍默尔所考虑的国家仅仅是获得了高的增长率的国家。鲍默尔的实证分析仅仅表明工业化国家有很好的收敛性，因为如果在考察的样本中加入更多的一些国家时，收敛并没有出现。也即是说，鲍默尔用的是一种“事后的”样本总结来表明存在很好的收敛性。在麦迪逊的数据中，那些目前还较为贫穷的不存在收敛特性的国家已经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本文接着考察阿罗(Arrow,1962)的“干中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罗默(Romer,1986，1990)和卢卡斯(Lucas，1988，1993)的内生增长理论所选择的演进道路并考察早期内生增长理论的缺陷，即无法预测条件收敛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章引入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另一研究向量，即技术扩散理论。重点考察巴罗和马丁(Barro and Martin，1997)的追赶模型，该模型把技术扩散引入内生增长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内生增长理论，使其同时具备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具有的条件收敛特征和内生增长模型的持续增长特征。　　在对追赶模型做了详细的考察之后，文章的第四部分论述影响经济收敛的各种因素，主要从(1)模仿的成本和能力;(2)合适技术的使用;(3)对产权的保护;(4)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以及(5)储蓄对收敛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对模仿成本和能力的分析主要是在巴罗和马丁的收敛模型的框架内进行，并引入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 and Phelps，1966)有关技术扩散方面的思想。尼尔森和费尔普斯认为，在具体的追赶模型中，如果人力资本的增加降低了模仿成本，那么模型就会预测到收敛的结果。对合适技术的分析则通过引进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的“局部的干中学”理论来说明。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认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只是改变了与该技术较为接近的生产过程的生产方式，技术的进步并不是把生产函数曲线整体向外推进，它有“局部化”效应，只是使生产函数局部向外推进。对产权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方面的分析则是为了呼应巴罗和马丁的追赶模型中对知识产权的强调，因为如果不能有效的保护产权，那么经济领先的国家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从而模型所预测的收敛结果就不会出现。有关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与收敛之间关系的论述则以陈志武(2006)的论述为基础。通过对美国各州、日本各县和欧洲各国向平均收入水平的趋同速度的实证分析，陈志武证明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与收敛速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在储蓄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方面，本文梳理了从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69)到Kemp，Murray and Shimomura(1992)以及后来NgoVan Long and Koji Shimomura(2004)把相对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的分析脉络。斯蒂格利茨考察了在个体不是在最优储蓄的条件下经济如何收敛。在假设经济中的个体不选择最优储蓄的情况下，其研究表明，如果所有的个体都把其收入的固定比例作为储蓄，那么最终贫穷的国家将追赶上富裕的国家，即收敛发生。Kemp，Murray and Shimomura则证明了当经济中的个体选择最优储蓄（即只关心消费）时，追赶情形不会发生;后来Ngo Van Long and Koji Shimomura又证明，当把相对财富作为一个变量引进模型中的效用函数，并对它赋予一定的权重，则在个体选择最优储蓄的情形下追赶效应同样可以发生。　　文章的最后部分则是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理论的异同，并尝试对经济收敛问题做一个结论性评价。文章认为，“后发优势”理论主要在于通过强调“比较优势”从而在技术层面上分析了追赶的可能性;而“后发劣势”理论则从宪政选择、短期收益和长期成本方面来论述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认为模仿技术容易，但是制度的模仿较难，并提出在制度的保证欠缺的情形下，反而会出现所谓“后发劣势”的情形，文章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杨(—)林”之争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