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人类日益需要依靠各种复杂的技术系统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与此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一系列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涌现,似乎也是科学技术的伴生物。基于此种条件,安德瑞·高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别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探索了政治与科技的交互关系,开拓了政治生态学的新视域。就此问题,开展理论层面的针对性研究,既能够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同时能为科技在实际生活中的践行运用提供启示。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生态危机频发以及西方绿色运动蓬勃兴起的背景下,高兹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作为其理论依据,结合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观的研究。在此制度背景下以科技“非中立”为立足点,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落脚点,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科技异化作了深刻地批判,提出技术转变是生态重建的基本前提,并提出了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是发展新型的分散的社会主义“软技术”、提倡“更少但更好”的生活模式。尽管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理论存在着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的积极意义,但仍然存在着局限性。高兹站在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从科技“非中立性”出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揭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生态政治学维度。但就其整体而言,他并没有深刻领悟和准确把握住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科学内涵,把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对科技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色彩,提出的分散型的“软技术”的科技发展模式也具有乌托邦色彩,不但过分夸大了科技选择的作用,还在总体上具有“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倾向,因而他的批判是不成功的,缺乏真正建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