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一部奇书，具有多方面的珍贵价值和重要意义。神学家视之为无与伦比的宗教经典，史学家视之为世上稀有的历史文献，文学家视之为不可多得的文学总集”(张朝柯2003:1)，全世界大约有“十亿以上的人把《圣经》当作他们的精神食粮”(梁工1990:序)，它是世界上译本最多、销路最广(梁工1990:序)、读者最多的一本书。 中文《圣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翻译史。最早的《圣经》中译可追溯至唐朝，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综观唐朝以降的40多种《圣经》中译本，有节译本、编译本和全译本；有天主教译本，有基督教译本；有文言文译本、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有个人译本，有集体合作译本；有外国传教士译本，也有华人译本。众多译本的出现为《圣经》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读者接近《圣经》、阅读和理解《圣经》提供了更多的范本。然而，在选择一本适合个人阅读的《圣经》译本时，面对众多的《圣经》译本，读者却感到不知所措。 本文以众多的《圣经》译本为史料，对《圣经》的英译史和中译史进行了历史性回顾，对《圣经》英译和中译原则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并进而指出《圣经》在英译和中译上的直译和意译倾向。为探本究源，本文初次尝试将目的论应用于《圣经》中译研究，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以《圣经》的两个重要中译本(《国语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为参照，通过对比两个译本对习语及隐喻等的处理，揭示了《圣经》中译的目的性倾向。 从曲高和寡的《和合本》(Net1)到通顺的《现代中文译本》，从独白的清高到对话的亲和，《圣经》中译显示了它明显的目的读者选择倾向。 读者是目的论中的决定性因素。目的论认为，任何人类行为，包括翻译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目的论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这里说的目的指的是译文的目的。任何译文皆因一定的目的产生，在一定的读者接受环境中运作。读者因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在首先作为宗教文本的《圣经》翻译中得到强化。《圣经》文本，不同于世俗文本，要传播它所承载的教义，它必须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它需要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信仰者。 基于此，正如前所述，出现了大量适应不同目的的《圣经》中译本。《国语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正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读者而产生的两大中文译本。正如任东升指出，“《圣经》翻译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任东升2001:12)。这一点在本文对《圣经》的英译史和中译史及相关翻译原则的回顾中已经初见一斑，更被目的论所证实。它的目的性在两个译本的对比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