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关乎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既是转基因技术的潜在收益者，也是转基因风险的潜在承担人，这种主体性决定了公众态度的重要性。本研究以态度形成路径为逻辑起点，借鉴价值信念规范模型，将价值观划分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生态主义三类，并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价值观-感知-态度这一转基因公众态度的社会心理模型，通过研读已有文献和资料，编制了价值观-感知-态度的测量量表，并采用随机抽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价值观-感知-公众态度形成路径的原理和真实性。　　研究发现，价值观能够稳定的作用于公众态度的形成，作为“经济人”的利己主义者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降低产品价格等）的考量，倾向于支持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而作为“社会人”的利他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出于他人/社会利益（后代健康等）和环境效益（生态保护等）最大化的考虑，对转基因水稻的推广和发展持保守和谨慎态度。模型中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的中介效应显著，利己主义者感知收益水平较高，从而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利他主义者和生态主义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对转基因水稻的态度也较为谨慎。　　综上所述，转基因论争的根源在于其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潜在风险性，不同价值观主体面对其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构成了这场转基因争论的基本内容。因此，在转基因发展过程中，为保证风险沟通的顺畅，各社会主体应确立科学不确定性视角下中立立场与谨慎态度，遏制信息非对称性下极端主义情绪，保障公众知情权科普转基因知识，注重科技发展与社会互动，政府还应做到谨慎预防、科学决策与规范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