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人情美，本文就以人情美为出发点，对路遥创作的道德倾向的成因、表现及意义做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时代背景、陕北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作家的独特经历形成他以传统道德为底色、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的“善”的追求。城乡交叉地带的选择视角和个人奋斗者的成功塑造，使作品始终洋溢着人情美，同时，也集中表现出人们在追求中的困惑与挣扎。在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定时代，城市与农村生活的互相影响与渗透，显现出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纠缠不清的关系以及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碰撞。 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显示出作家的道德倾向，主要表现在家庭和社会伦理意识、社会理想、传统婚爱观念以及土地情结等方面。 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家庭结构的两种基本形式。作家推崇和向往的是以传统的“礼”为基础的主干家庭。在这种家庭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靠“孝悌”、“慈爱”等来维持，呈现出浓郁的亲情之美。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社会更像是家庭观念的延伸。依靠“仁、义、宽恕”等传统观念，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氛围。路遥的创作体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在作品中，重点塑造的三类人物——干部、个人奋斗者、青年女性，集中表现了他的社会理想。干部与个人奋斗者的塑造，不但表现出作家积极介入政治的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而且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作家对干部的本能依赖。青年女性形象集中表现出作家对温情的渴望和人情美的追求，同时也流露出思想深处的男权意识。作家对青年女性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她们的爱情经历。作家笔下的爱情按女性负载的思想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传统爱情与现代爱情。传统爱情中，女性表现出的母性远远大于妻性，在她们身上体现出更多母爱的因素。这是作家歌颂的爱情。不过在现实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及工具理性冲击下，传统爱情因为自己的脆弱而最终走向毁灭。现代爱情体现出青年男女的自主性追求，但由于女性追求的失误或者爱情男女现实条件的巨大差异，最终避免不了夭亡的结局。爱情悲剧的一再上演显示出作家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困惑与挣扎。作家试图以传统道德观念拯救工具理性支配下青年男女人生追求的失误，昭示出其倾向传统的道德取向。原因在于作家不幸的感情经历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路遥出身于陕北一个穷困的农村家庭，陕西悠久的农业文明的历史和作家在农村的独特经历使其具有了浓重的土地情结，表现出对土地、对土地上亲人的真挚感情与无私眷恋。其笔下的人物也具有粘滞于土地的命运，土地成了他们避风的港湾和归宿。路遥对农民有着父母兄弟般的感情，对他们的理解、敬意以及对劳动的态度显示出其农民式的价值标准，也体现出其思想深处的农本意识。 无论是家庭与社会伦理意识、社会理想、悲剧性的爱情观念还是土地情结，都体现出作家对人情美的追求和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显示出其以传统道德为底色、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的善的追求，实质则是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作家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冲突与碰撞过程中的伦理追求。 作为一种思想意识，道德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统治了中国人思想几千年的传统道德更是如此。它既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也有维护人们之间良好关系的一面。历史上一再遭受批判以及新儒家等对其的重新阐释和维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道德越来越受到现代工具理性的冲击而体现出脆弱的一面。现代文明有着尊重个性的一面，但工具理性也对人际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使人成为“单面人”。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把文明作为影响世界秩序的决定力量，其思想虽然过激但也说明了文明的复杂性、持久性以及巨大影响力。社会文化转型时期，面对影响着人思想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的冲突与碰撞，路遥把冲突最为激烈的城乡交叉地带作为选材中心，试图结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长处，挽救物欲冲击下日益沦丧的人性，构建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由于受传统农业文明浸淫日久，其创作不自觉的流露出倾向传统的道德意识，表现出“善”的追求。在文学边缘化和社会物欲化的时代，作家的道德倾向无疑有着深刻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和成功证明了“善”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而且也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对他们欲望化的书写更是一个嘲讽。面对日益沦丧的道德，作家自觉肩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坚持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和“为读者”的创作宗旨，力图以“善”的追求挽救日益沦丧的人性。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感召人、鼓舞人，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