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要成果。在这一地区，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唐代墓葬3000余座。这些墓葬等级高，壁画绘制精良，出土文物丰富，有纪年者较多，为更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唐墓乃至全国唐代墓葬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本文将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从唐代墓葬的地面设施、地下结构、葬具设施、随葬器物、壁画、墓葬组合以及相关问题等七个方面入手，力图对该地区唐墓做一比较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唐代关中墓葬的地面设施包括垣墙、阙楼、封土、墓碑、石刻、祭祀场所和墓树。垣墙、阙楼只有少数皇室贵族墓葬才能拥有。高宗以前的墓园，通常有南北两个阙门，高宗以后仅李宪的惠陵可能开有南北两个阙门。普通品官墓，在四角立应有土堠。覆斗形是级别最高的封土形制，只用于皇室高级成员。圆锥形是最常见的封土形制。像山形以及依山为墓均为褒奖人臣或后妃的特殊形制。陵墓前的石刻，基本符合文献记载。但三品以下墓葬的石刻缺失严重，目前只能依据文献复原其数量和种类。唐代墓葬的周围应当有大量的墓树。地下结构方面。首先考证了“便房”的含义，认为唐代文献里的“便房”和汉代文献里的“便房”意义完全不同。唐代墓葬的地下结构分为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四个大类。双室砖墓和双室土洞墓出现的时间大约在高宗执政以后，消失时间在惠陵下葬以前。它们的出现可能是高宗时期的创新，并于中宗、睿宗时期得到发扬，玄宗前期消失。单室砖墓是唐代延续时间最长的墓葬形制，其墓主身份基本固定在五品以上官员之中。安史之乱后，墓葬的地下部分开始简化，竖井墓道基本取代了长斜坡多天井墓道。小龛也由墓道向甬道、墓室转移，最终固定为十二个，以安置十二生肖。墓葬地下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五期：第一期：墓志纪年为唐初(618年)——657年(敬德墓)，大致相当于高祖、太宗、高宗前期。第二期：墓志纪年658年——710年(节愍太子墓)，大致相当于高宗后期、武则天、中宗时期。第三期，墓志纪年为710年——748年(吴守忠墓)，大致相当于睿宗、玄宗开元时期。第四期，墓志纪年为748年——809年(惠昭太子墓)，大致相当于玄宗天宝、肃宗、德宗时期。第五期，墓志纪年为809——唐末(实际纪年为880年师知礼墓)，大致相当于宪宗至唐末。唐代葬具包括石棺椁和木棺两大类。石棺椁分为两期，705年中宗执政以前为前期，706年改葬懿德太子后至741年(开元29年)为后期。早期石椁形制不一、开间小、进深短，没有庑殿型石椁，使用者均为陪陵或皇室成员；后期石椁形制统一，均为庑殿顶，使用者身份差距较大，既有陪陵改葬者，也有事出特制者，甚至有得宠的宦官。李宪之后再无普通人使用石棺椁。石棺的来源与北魏文化的传统有关，甚至可以追溯至汉魏时期。木棺是唐代最常见的葬具，有两种形制。一种为头大尾小的梯形木棺，另一种为长方形箱式木棺。唐代墓葬的棺床以砖棺床最为常见，石棺床是高于三品的贵族才能使用的形制。普通人多为土棺床，或不设棺床。棺床的平面以长方形为主，晚期出现了不规则形、梯形棺床。唐代墓葬的封门按照墓主的不同身份采取不同的材质。石门规格最高，木门次之，土坯再次之。唐代墓葬的随葬品包括没有现实意义和用途的明器、墓主生前使用过的个人物品及盛装供奉物的容器等两大类。本文对这两类随葬品中的主要器物做了详细的类型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对随葬品的空间分布、组合与分期进行了研究。在对随葬俑进行数量统计的基础上，把考古发现的俑类数量与高度同文献记载相比对。通过比较，本文认为，《唐会要》关于随葬品的高度记载可能存在着较多的阙文。特别是关于三品以上四神的高度应该是“二尺余”，而不是“一尺余”。所谓的裴氏小娘子墓俑群，按照类型学原理来分析，其时代应该追溯至开元以前。壁画方面，具体分析了李寿墓、长乐公主墓、新城公主墓三座唐墓壁画的内容、布局及风格。三墓的壁画分别代表了唐代早期壁画风格、早期向成熟期过渡时期的风格和唐代典型风格。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了唐墓壁画典型风格的内容、布局及其在唐代晚期的散解和晚唐壁画风格的形成。墓葬组合关系和分布方面。本文认为帝陵陪葬墓的分布规律是按时间先后入葬，而不是左文右武或模仿长安城的衙署分布。家族墓地的排葬方式是以各自家族的旧传统为依据，还没有“五音”分葬的明显迹象。长安城周围的墓葬基本按照“靠近居住地”的原则来安排，外国人也是如此。通过对《宫人斜》诗的分析，最终确定宫人斜位于唐代临皋驿附近，具体地望就是现在西安市西郊三民村车站一带。最后探讨了唐代墓葬里的道教、佛教因素，早期唐代帝陵的地下结构、双室墓问题，并复原出了唐代墓葬的等级及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