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著书立说,虽各有侧重,互相争鸣,但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的理想均是要结束春秋战国长期的社会动乱,建立稳定而有序的政治秩序,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然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客观上需要一位拥有足够资质和能力的君主,“圣王”由此应运而生。圣王兼具神性和人性色彩,内涵丰富,但就本质而论,圣王乃是诸子百家共同塑造的理想君主型范。进入秦汉时期,圣王成为统治阶级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首先,通过对皇帝形象的圣王化塑造,封建政权构建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其次,通过将圣王之治,亦即“太平之世”确立为政治理想,专制帝王为封建政权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这就是皇帝的圣王化现象。本文将以此为中心,选择西汉时期几位较有代表性的帝王进行逐一论述:绪论部分首先简要地介绍选题目的和意义,随后对学术史进行梳理和回顾。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相关概念与行文思路。首先,“圣王”是先秦理性政治思维的结晶。在春秋战国的崇圣思潮和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诸子百家逐渐产生了“圣人当王”的共识,“圣王”由此诞生,寄托着诸子的政治理想,是诸子共同塑造的理想君主型范。其次,指出圣王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随后对意识形态的两个主要作用:“掩蔽性”和“实践性”进行介绍,二者对应着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理想这两种专制君主所必需的统治思想要素,因而是皇帝圣王化的目的所在。最后,以秦始皇为例,指出皇帝的圣王化遵循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途径,即从超越性的“天命”和现实性的“功德”两个途径出发,进行相应的合法性构建和政治理想的实践活动。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权合法性与史书中汉高祖刘邦的圣王形象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史书所记载的汉高祖,最初是出身市井的匹夫天子形象,至西汉中后期则演变成为“圣德受命”的开国帝王,这一形象变化的目的在于塑造汉高祖的“卡理斯玛”特质,以此来建立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受命”身份的塑造是汉高祖形象圣化的主要方式。西汉社会以三代圣王的故事为基础,围绕着汉高祖编造了大量的政治神话,如感生、异貌、祥瑞等,建立了汉高祖的“受命而王”的合法性思想。最后,亡秦灭楚,分封诸侯,使天下重归统一是汉高祖在“功德”方面的合法性基础。第三章的中心内容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先对“政治理想”的含义进行解析,指出政治活动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而政治理想正扮演着这一引导性角色。随后对诸子中影响较大的法、道、儒和墨等四家的政治理想进行分析,指出圣王是诸子政治理想的核心,实现“圣王之治”是诸子的共同理想。至秦汉时期,政治理想被高度概括为“太平”一词,并出现了“圣王致太平”的共识。第二部分主要对汉武帝以“致太平”为目标的“圣王实践”进行分析。汉武帝雄心勃勃,继承了先秦以来对“太平之世”的向往。在元光年间的诏书中多次表达了“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宏愿,并且描述了理想中的太平社会景象。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汉武帝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策略,以三十年为期限,教化百姓、征伐四夷,在招致祥瑞后,举行封禅祭天大典,表明“致太平”已基本完成。然而汉武帝“致太平”的圣王实践毕竟引起了社会动荡,值得深思。第四章的中心是王莽及其建立的新朝,是对前几章理论成果的检验。新朝的出现与西汉的衰亡紧密相连,学界一般将二者共同讨论。首先指出西汉后期外戚乱政,统治阶层奢侈成风,致使灾异频现,民生凋敝,西汉政权已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其次指出王莽的圣王化遵循着“天命”和“功德”两个基本思路:先以孝谨、恭俭获得声誉,又效仿周公,“辅政致太平”,建立了自己的功德合法性;然后又依据西汉“尧后火德”的说法,编造了新室“舜后土德”的理论,建立了自己的天命合法性,并进行了大量的修补和粉饰工作。最后,王莽的政治理想同样是实现“太平之世”,但为迎合汉末的复古思潮,采用的是极端复古的治国策略,在官制、田制、币制等重要制度上进行了大规模地复古改制运动,但因违反了客观规律,以失败告终。结语部分是对论文思路的总结和一些延续性思考。西汉处于文化上“圣化阶段”的开端,该时期皇帝的圣王化现象对当时及之后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和治国实践都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