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持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体系的不合理以及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许多学者还将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结合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等宏观政策通过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作用于实体经济,也是造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外关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内也进行了少量的实证研究,但多集中于资本充足率监管。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热点问题,本文运用存贷比指标替代资本充足率,研究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希望得到更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崩溃进一步引发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使得人们一度对“银行风险”讳而不谈。然而,风险本身就是中性的。其本质含义是一种不确定性,既可能带来收益也可能带来亏损,不能笼统的称之为是“坏的东西”；也不是说最后实现了收益的就不是风险,实现了亏损的就是风险,更重要的是强调事情发生之前存在的不确定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风险与收益是正相关的,想要更高的收益,就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中国银行业平安度过了此次金融危机,与当时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金融业务开展程度息息相关。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业有着更强的风险抵抗力。那么,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究竟如何?是否过度承担了风险?这些问题都尚未有实验证据。同时,适度的风险承担将提升公司价值的论断是否同样适用于我国银行业,即我国银行业通过适度的承担风险能否有利于调高银行效率呢?以上都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首先以1999-2011年的所有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按照存贷比对已有样本进行分组,超过存贷比限制75%为一组,存贷比位于70%-75%之间为一组,存贷比小于70%为一组。通过分组研究发现,超过存贷比限制的一组风险承担水平最低,且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银行存贷比大体呈现负相关关系；存贷比位于70-75%之间的一组风险承担水平与存贷比无明显的相关关系；而远未达标的一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基本上与银行存贷比负相关关系,且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最高。究其原因,该组银行存贷比较低,说明其发放贷款较少,存款没有得到较有效的利用造成的,进一步地,可能是由于该类银行在贷款市场的竞争力比较弱,无法充分使用其贷款额度,剩余的贷款额度只好投资于比较差的项目,或者是投资于更高回报的项目来保证盈利。由于该类银行放贷能力较弱,其突破存贷比限制的可能性也就相应较小,存贷比监管对其降低风险承担发挥不了作用。然后,我们进一步检验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测算银行效率。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中国的银行效率确实逐年在提高。在此基础上,本文选用银行效率指标作为因变量,银行风险承担变量(Z值、存贷比、中间业务占比和资产占比)作为自变量,并根据以往文献选取相关控制变量(GDP增长率、市场集中度、资产规模、所有者权益比率、股权性质),构建多元回归方程。通过大样本实证分析研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银行效率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即,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银行效率反而越高。可见,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并不高,适度的承担风险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本文从存贷比监管角度研究资本监管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并且从银行风险承担角度研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丰富了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且发现存贷比监管对银行并不能有效发挥监管作用,以及适度的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有助于提高银行效率这两个有趣的结果。然而本文并未进一步就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也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