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当代华文文坛上出现了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均以东方女性和西方男性的情感纠葛为叙事模式进行描写,并且作者多为女性。在这些文本之中,一类是内地女作家创作的小说,以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为代表,均以上海为背景；另一类可以作为比较的是以严歌苓和虹影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本文通过对这些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异国恋”叙述模式的梳理,可以看到一批怀抱“进步”梦想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生活的年轻女性,她们的精神与生活状态是值得关注的。本文试图借助她们敏锐而独特的视角,来分析异国形象、异国文化,阐释析消费时代下“自我”与“他者”的迎合与冲突。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文本中西方男性和中国女性形象的梳理。可以看到,在上海女作家笔下,西方情人的形象是一个单一的类型：成功中产阶级人士的身份；雕塑般的外表,高大、强壮、性感；富有男性力量。西方男性在这里象征了一个“偶像”,是一种想象,是叙述者这一代女性精神指向的具象化。而海外新移民作家显然把目光更多地关注于西方社会中的不同个体,他们往往并不那么“健康”或者完美的。在中国女性形象的自我书写中,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倪可、阿三等主人公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受过高等教育、充分自恋、身体放纵、注重消费、有知识和技术能力。在她们身上,东方和西方、中国(上海)和美国的差距已经缩小了。而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本中却突出了东方女性的宽容和博大,强化了其女性魅力和母性精神,凸现了她们身上所折射出的遥远而优美的东方文明。同时,性别化的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终于从潜意识里向前跃进一大步,它以”爱恋关系”得以更充分地传达与展示。西方男性和中国女性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各取所需的“合谋”关系获得充分建立。本文的第二部分阐释了消费时代下,异国恋情中的男女对于身体与文化的双向消费。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城市空间展现：酒吧、高级酒店、高档公寓等,无一不是一种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的、“借来”的空间。小说中的女性通过进入到这些空间,来完成对于“西方”的想象,想象一个文明的、优雅的世界。与此同时,消费时代物质的丰盛与狂欢也在中国女性的西方想象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名牌物品和西方文化的消费,使她们无可避免地催生了关于“世界公民”的想象。论文的的第三部分则是对小说的文化解读。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琳达也好,倪可也好,她们的“西方崇拜”最终并没有比时髦消费走得更远。同时,女性身份、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身份、精英文化的身份,这些都是阿三、倪可她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世界公民”的幻想最终均以破灭而告终,对于“我们正像他们一样”这种表述的迷恋,实际上树立的是他者权力的优势。而她们终究发现,历史的记忆、民族文化的身份原来并不能彻底摆脱,自己也最终是无法融入到西方世界之中并获得认可。对于小说结尾“我是谁”的追问实际上正是表达了一种回归。而新移民作家在东西方文化的距离观照中互见“异”处而表现出一种自觉的跨文化意识。当东方女性以“跪着”的姿态宽恕西方白人男性的时候,正是以某种方式获得精神上的超越,由此力求在东、西方的这一场博弈中获得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