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哈特是谁？]　　艾克哈特约生于一二六○年，逝于一三二七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民族君主制国家的兴起、经济相对繁荣、大学的建立、识字能力(特别是民族语言)的普及等等，这一切使得西欧社会中民主化、世俗化、城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这种新的趋势与宗教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基督教神秘主义出现了新的因素，这些新的因素表现为:托钵僧修会的建立、女性神秘主义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民族语神学”的出现。艾克哈特正是一位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出现的神秘主义大师。他的一生主要是作为多米尼克修会的高级修士进行传道、讲学、著述和牧灵等工作，其著作包括了拉丁语及民族语(中世纪高地德语)两大类，这些著作的权威版本主要由“德国研究协会”出版。　　欧洲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传承和德国哲学的创建，他被誉为“中世纪神秘主义的精神核心”和“德国哲学的先祖”。十九世纪以来，国外学界越来越重视研究和挖掘艾克哈特思想的内涵及其影响;相比之下，国内学界的探讨甚为缺乏，这对于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而言，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有鉴于此，笔者对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研究方法]　　从方法上而言，本文主要运用宗教哲学和宗教现象学的方法，在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史的背景下来研究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笔者首先以宗教哲学的方法从神学及哲学的重要理念/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入手，在宗教哲学(神哲学)的视域下将基督教神秘主义概括为——始终活跃在基督教神哲学内部，关于神趋向于人、人趋向于神，并通过各种方式达至神人合一的实践或学说，“神人合一”在艾克哈特的思想中可适切地表达为“与神同生”;接着，本文运用宗教现象学的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宗教现象学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无先入为主的观念或结论，也不寻求或论证关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真理性或一般性的结论，而只在宗教哲学的范围内进行描述性的研究。例如:宗教现象学并不试图证明“与神同生”这种现象的客观性，而是将其涉及到的真实性，和与之相关的真理“悬置”起来，仅对产生这一现象的意识领域进行描述性研究。　　[主要内容]　　从内容上而言，本文将以“与神同生(与神合一)”为核心，分析艾克哈特大师如何解答下列这些人类不朽的精神问题，进而理解大师的思想并揭示出他对后世的影响及启发:人言如何言说圣言的奥秘？上帝是什么？灵魂及其功用是什么？艾克哈特为人们指出的泰然之道又是什么？有限的个体生命能否与无限的神圣本质合而为一？最终达到艾克哈特所说的生而无惑。　　人言如何言说圣言的奥秘？　　中世纪许多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女性神秘主义者往往以诗化的语言运用象征、异象、想像等方法来跨越语言表层的限度，而艾克哈特则在经院哲学的传统内运用理性来颠覆理性的守护者——语言自身的界限。他没有运用意象化的诗歌，也没有运用中世纪认可的异象图景，而是沿用了经院哲学中两种传统的言叙方式—肯定神学与否定神学—用神秘主义的思想激活了经院哲学中已趋僵化、枯燥和繁琐的语言。艾克哈特继承和发展了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中关于言说上帝之理论的学说;前者主要是对托马斯·阿奎那所建立的“类比理论”的革新，后者主要发展了迈蒙尼德的否定神学。最终，艾克哈特认为，圣言是人言无法规限之“无”，不断地言说及其目的就是要从上帝那里挪去那些运用于他时被证明是无意义的事物。而言说与缄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恰当地把握“知”与“不知”、“肯定”与“否定”、“人思”与“神思”各自的疆域与界限。　　上帝究竟是什么？　　虽然人言不能僭越自身的界限越入神圣之域，但是，神圣之域却始终盘旋在人们的意识和思悟中，从未离开过，也未间断过。那么，在艾克哈特那里，上帝究竟是什么？为了说明无时无刻不在的、潜在于所有人意识中的上帝，艾克哈特首先提出了“神”之上“神性”的概念，以及“神性”与“三位一体神”和“世界”的流溢创生的关系;他分析了“神性”与哲学术语“一、存在、思”之间的关系，进而确立了“神性”具有与“纯一、纯在、纯思”相同的单纯性的特质，并因其单纯性而否定任何人言的规定性，因为人言本质上是偶然的和繁多的。其次，艾克哈特提出了“区分越大，合契越深”的观点来平衡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分同一体本质的无区分之间的深刻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他对基督教学说的核心术语“三位一体”同柏拉图主义的最高理念“一”之间作出的一种调和。再次，他提出“存在是上帝”的命题，企图融合圣经中关于“上帝是(存在)”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最后，他提出了“上帝是纯思”的命题，这时的上帝也就是他一开始提出的“神性”。“上帝是理智和思的行为，思的行为就是存在自身的根基。”　　灵魂及其功用是什么？　　被称为“纯思”的上帝与被称为“思之生命”的灵魂根基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灵魂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部分，自苏格拉底将德尔斐神庙中的古老谚语“认识你自己”纳入哲学体系以来，人类的认识对象就从自然转向了自身，灵魂的观念和理论也就在人类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究。灵魂及其功用是什么？在中世纪，这几乎是每一位神学家都要去慎思明辩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同个人的生与死、拯救与灭亡、永恒与短暂等等性命攸关的问题息息相连。艾克哈特正是在处理灵魂的问题上，发展出最为大胆和独创的学说——“圣子降生于灵魂”。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学说与当时教会所承认的惟一正统的看法不同:即灵魂受造说，他认为人的灵魂中有某种不被造，也不创造的地方，他称之为“灵魂的根基”，灵魂的根基是人最高贵、最深层的地方，也就是艾克哈特称之为“思之生命”，这是灵魂生产圣子之地，也是圣子降生于灵魂之处，上帝和灵魂就在这一共同的产生活动中，合而为一。但若深入探究他提出的“灵魂的根基”或“圣子降生于灵魂”，就会发现它们并非是那种明显地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的学说，即:灵魂绝对的非受造性及神人在本质上的同一。相反，他通过圣子降生这一动态的、瞬间的、永恒的过程，使人与神在动态中，达至瞬间的(永恒的)同一。艾克哈特提出这种动态的、永恒瞬间的同一，实际上是对神秘主义者或在体验，或在祈祷，或在爱意，或在意象…中所达到的合一，给出了一个极为思辩的(现象学的)解释。　　“泰然”之道究竟是什么？　　“泰然”(gel(a)zenheit/Gelassenheit)既是圣子降生的基础，也是人应当有的　　德性。那么“泰然”及艾克哈特为人们所指出的这条通向神性的“泰然”之道究竟是什么呢？就人的德性层面而言，可将“泰然”理解为“无限的听任/顺从”或“平静”，即对上帝旨意的无限顺从，而对上帝的无限顺从，表现于造物及自身就是“无限的听任”。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对事对物的占有习性，从而使万物在人的“泰然”中“成其所是”。艾克哈特的“泰然”并不具有“解脱”中的超离(新柏拉图主义)，“克制”中的冷漠(斯多亚主义)，“灵知”中的秘传(灵知主义)，他的“泰然”是同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中的德性联系在一起，具有“投入”但不“陷入”的爱和谦卑，这种爱和谦卑会摆脱一切差异和分别，从自我的殊有和局限中摆脱出来，与神同心，完全合一。　　有限的个体生命能否与无限的神圣本质合而为一？　　艾克哈特的神学是为了达到“无惑而在”的生活本身，这种生活是对基督生活的经历和实践，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意识到神圣的显在以及自我与神圣的同一。最终，连这种意识都要弃绝，而居于神性最初的、永恒的本质之中，“在他里面，并没有什么另外的东西存活着;存活着的，就是其所是”。艾克哈特神秘主义思想中很有特色的地方就在于，他所说的“与神合一”并不是指一种特殊的、个别的、短暂的体验或经历，亦非一种秘传的知识或灵知，而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一种“神在”的意识。艾克哈特曾言，神与人的联合比灵魂与肉体的联合还要紧密，神与人原本就是一，在中世纪修士修女的日常生活中，“神人合一”要么作为一种边缘的意识，要么作为一种中心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始终牵引和生成着人们的生活。“在你的工作中，你应该持续地思想上帝，持续地信任上帝，持续地挚爱上帝，要持续地存有这种意识。确然，如果你如此长期下去，那么无人会将你从上帝的显现中隐去。”　　最后，从思想史的角度简要说明艾克哈特对后世的影响。　　如果说哲学是以人言人思为基础，神学是以神言神思为目标，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与神学的冲突与融合贯穿了基督教思想史的每一页，艾克哈特所处的中世纪后期这种冲突尤为明显。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全面引入，使得“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成为反思信仰的合理根据，人们不再“因其荒谬而信之”(德尔图良)，却要靠人类的理性来证明信仰的合理根据。一方面，以托马斯·阿奎那的温和唯实论为代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通过“神学的婢女”哲学，达到了经院哲学的颠峰;另一方面，以奥康的威廉的极端唯名论为代表，“婢女”跃然成为“拿着剃刀”的主人，这“剃刀”割断了主子与“婢女”之间的关联，哲学与神学开始分离，人之为人更为根本的依据成为人言而非神言，人们逐日熟悉了哲学思索的对象神，而而日渐淡忘了原始基督教中所记载的生命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