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中美贸易战正式拉开序幕。随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两方新闻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我们知道,新闻报道具有及时性、客观性和承载信息量大等多个方面的优势,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了人们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具有引导公众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叙事过程中,新闻叙事者往往会通过运用大量的评价资源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国家甚至个人对事件的态度和立场。所以,本文以评价理论下的态度系统和新闻叙事理论为话语分析工具,对有关“中美贸易战”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帮助读者了解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人际意义。评价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J.R.Martin提出来的。它由态度、级差和介入三个子系统组成。态度是评价系统的核心,包含情感、判断和鉴赏三个次系统,三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评价主体的态度倾向。我们知道,新闻报道是一种非常典型且影响力深远的叙事作品。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会运用大量的评价资源和叙事手段来表明叙事主旨。因此,研究中美贸易战新闻叙事语篇的叙事特点及其规律以及语篇中态度资源的使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诚然,《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是中美各方新闻报刊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刊物之一。鉴于此,本文基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总结两报有关“中美贸易战”新闻报道的叙事特征,在此基础上以评价理论下的态度系统为分析框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两报的60篇新闻叙事语篇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回答以下四个研究问题:1.《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新闻叙事语篇的叙事特点和规律是什么?2.《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新闻叙事语篇中叙事者的评价态度资源分布有何异同?3.《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在叙事过程中叙事者如何使用态度资源实现叙事主旨?4.基于以上问题的分析,报道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另外,因为“中美贸易战”事件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启动阶段,实施阶段和升级阶段。所以,为了得到更细致的理解,本文基于这三个阶段中各阶段的时间跨度,收集了从2018年3月22日至2019年1月24日两方新闻报刊网站中60篇新闻叙事语篇来进行对比研究,探求其阶段性的异同。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两报中新闻叙事者的类别具有一致性。在对该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既有“显性叙事者”,即新闻写作者/记者和把关人,也有“隐形叙事者”,即新闻评论人。第二,两报的新闻叙事对象具有相似性。宏观上,两报的叙事对象分为六类:关税政策,经济影响,业界反应,社论态度,国家应对和特朗普政府。第三,因为新闻本身的结构特点,按照语义的宏观结构(主题)划分,中美贸易战新闻叙事语篇的文体结构在宏观上具有一致性,即“概述—情节—结果—口头反应—评论”。第四,本文着重从“人物身份聚焦”入手,发现两报叙事聚焦人物从宏观上分为“学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特朗普,政务人员,业界人员(贸易战涉及相关产业人员)”四类。总之,本文从宏观上把握和分析两报新闻叙事语篇的叙事特点和规律,以便在以相同的叙事要素上对两报的态度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阶段性分析,更具可比性。针对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本文基于两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新闻叙事特点和规律,对60篇新闻叙事语篇进行态度对比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宏观来看,三个阶段中两报叙事人(显性叙事人和隐性叙事人)在对态度资源的使用上具有一致性。两方叙事人在叙事新闻语篇中都主要运用判断资源表达态度和立场。具体来说,显性叙事人(新闻写作者)更多地使用的是鉴赏资源,其次是判断资源,最后是情感资源,这表明两方媒体都符合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都遵循了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原则。我们知道,在情感,判断以及鉴赏三个子系统当中,情感资源更多的是叙述人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受,属于主观性最强的感性认识,而鉴赏则更多的是叙述人对事物现象的认知与判断,属于客观性最强的理性认识。所以,研究结果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两报的新闻价值。第二,两报对叙事对象类别的选择上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在开始阶段,两方媒体都主要把“经济影响”作为叙事对象,且在叙事语篇中主要使用的是消极性的态度资源,表明两方媒体在该阶段都对贸易战所带来的影响感到担忧。在实施和升级阶段,两方媒体都把“社论态度”作为主要的叙事对象,媒体作为“评论员”对贸易战事件本身进行评价,叙事语篇中使用的主要的也是消极性的评价态度资源,表明两方媒体都对特朗普及其政府发动贸易战的举措持有否定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在实施阶段把“特朗普及其政府”作为主要的叙事对象,而中国日报的新闻报道并没有涉及这一叙事对象,因为在该阶段经济影响是其叙事关注的重点。虽然表面看来,纽约时报的立场和特朗普政府不是一致的,但实质始终是美国利益的服务者,是美国利益的言论工具,两方媒体对叙事对象的选择和对态度资源的使用都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息息相关。第三,研究发现,两报中态度资源贯穿文章始终,渗透于整个语篇。其分布特征从侧面揭示了各叙事部分所包含的叙事要素。首先,在“概述”部分,两报在该部分态度资源的使用具有一致性,即态度资源相对于其他部分来说最少,这表明两报符合新闻“客观公正”的态度倾向。当然,这和该部分内容的字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标题和导语部分字数有限,旨在概括新闻大意,不宜冗长,所以态度性资源词汇相对其他部分来说要少。另一原因是,不同于娱乐性新闻,政治类和经济类的新闻报道较为严肃,基本不会在标题和导语部分出现过多的态度性评价词汇。而相比来说,两报的“情节”,“结果”和“口头反应”等叙事结构部分态度资源较丰富,因为在这几个部分叙事者对事件展开详细叙述,叙述过程中会使用各类态度词汇来表达叙事者的立场和对事件的看法。但在“评价”部分,三个阶段中两方媒体的态度资源使用情况出现巨大差异。整体看来,中国日报在该部分使用的态度资源相对少于其他部分,这表明媒体尽力保持新闻的客观性,尽量减少记者和媒体本身的评论。相比来说,纽约时报在该部分使用的态度资源与其它部分相比较多,表明纽约时报更加关注媒体自身态度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这与美国社会语境文化和媒体本身的性质有关。纽约时报相对于国家政府来说,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在新闻写作中的言语风格较为灵活,新闻记者相对更加强调个人言论的自由,在评论叙事结构部分参杂着较多的态度性评价词汇。第四,从叙事聚焦人物话语次数来看,纽约时报新闻叙事聚焦人物的话语要多于中国日报,一定程度上这体现了两报的新闻报道的叙事特点——《纽约时报》对故事的表达方式是灵活多变的,他们把各方的消息源交叉罗列,大量引用和转述他人叙事话语,呈现报道信息的客观性,同时利用他人口中丰富的情感资源表达自己的态度立场。另外,可以发现中国日报主要聚焦学者和政务人员话语,纽约时报主要聚焦特朗普和政务人员话语。从叙事聚焦人物话语中的态度资源使用情况来看,两报学者和政务人员的话语都多采用消极的态度资源,然而,在叙事聚焦人物特朗普和业界人员的话语中,整体看来积极性的态度评价多于消极性的评价,这是由于这四类人物话语的叙事对象不同而导致的。但是我们知道,新闻叙事者在对人物话语的引用和转述是有目的的选择性创作;很大程度上,被引述和转述的人物话语观点和立场与媒体自身的立场和观点是相契合的。所以,通过研究新闻叙事聚焦人物的类别和话语中态度资源的使用情况有利于我们批判性地去阅读新闻报道的内容。关于第四个问题,本文基于对前三个研究问题详尽的分析,发现两方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贸易战中两国的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新自由主义具有明显的新帝国主义特征。它不断地通过强迫和诱导向其他国家推行其价值理念。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用所谓的“公平贸易”,来取代“自由贸易”,并认为美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要求各贸易国向美国看齐,制定同样的关税税率。不难发现,特朗普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则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它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特朗普政府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充满着其经济民族主义的戾气。特朗普的执政目标是“让美国再次强大”,努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摩擦,限制中国商品进口,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就是其贸易保守主义的体现。与经济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利益共享、发展共赢、责任共担、风险共对。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奉行扩张主义,实用主义和绝对安全观;中国主张以和为贵,睦邻友好和包容开放。所以,两者在进行贸易磋商时的“姿态”是不一样的。最后,本文总结了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以期丰富读者对“中美贸易战”的认识。本文还希望深化读者对“中美贸易战”新闻叙事语篇中态度资源的语义特征的理解,揭示两方媒体所代表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探究两报新闻报道背后的人际意义,从而培养读者的批判性思维,补充对“中美贸易战”叙事态度研究的空缺。另外,这也是对评价理论和新闻叙事应用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