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阅读史的方法,以甲午至辛亥间三类读书人(上层绅士、地方读书人、青年学生)日记为史料,借用舒茨的“社会世界”理论安排行文框架,通过分析具体而微的阅读碎片,试图“直接”呈现报刊在近代中国读者的生活世界所引发的现代转向。文章落笔于现代报刊大规模进入读书人阅读世界的前夜。研究发现：传统读书人偏好以审美的方式阅读儒家典籍,甚少关怀现实世界。1894-1895年间,上海新闻纸描绘的共同世界开始成为读书人的新思虑,“以前人世界为导向”的古典心灵遂发生了现实转向。与西方都市化进程中诞生的新闻业不同,上海新闻纸因甲午战争而为读书人广泛接受。社会情境及读者气质的差异,规范了报刊在近代中国的整体样貌。“富强”、“启蒙”、“革命”的要求,以及“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心态,使报刊始终承担了拯救现实的重任。譬如,维新报刊就以其“通今”特质,与儒家典籍的“博古”对应,而取得学问上的合法性,成为培养人才的新知识来源。不同身份的读书人,均从报刊上获取过时事、议论和现代思想资源,不过各自的阅读行为又略有差异。相较而言,上层绅士偏好阅读议论、并更善于利用报刊提供的现代知识反思现实；地方读书人偏向关注时事；青年学生则更喜欢激进主义内容,他们对1903年以后的革命报刊持普遍欣赏的态度。整体而言,报刊将读书人的注意力从前人世界、周遭世界解放出来,将共同世界引入人的思虑,从而导致了读书人的一系列现代转向——关注现实、讨论政治、用现代知识论证社会的合法性、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将个体放到革命中审视的心态等。而作为现代文化的新形式,报刊塑造了一种超越传统经世思想、“追求现在、关怀国家”的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