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女性小说由于深受其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而显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女作家的创作也因她们各自的成长背景和人生阅历之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然无论怎样，家庭和身体始终她们进行性别意识书写的两大基点。本文将以1930年代女性小说为核心研究对象，以家庭和身体为研究切入点，对这一时段的性别意识书写做详尽而客观的分析。为避免横截面式的断代研究的局限性，本文将以“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在性别意识层面的觉醒为考察肇始，并力求与1940年代女性小说性别意识的书写研究相勾连，以制约研究中历史线性脉络的缺席。鉴于现代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体系庞大而复杂，所以本文将从对“性别”、“性别意识”以及“女性的性别意识”的探讨入手，率先理清研究中的概念性问题，并由此开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意识书写的探讨。“五四”男作家的思想启蒙与女作家的“出场”性实践是1930年代女性小说性别意识书写得以达成和深化的前提，而“他者”抗拒精神在“家庭”和“身体”两大性别意识书写视阈下的集中体现则是1930年代女性作家获得写作实绩的精神基础，这种抗拒精神的扩张和升腾一方面与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女性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面前对于“家”与“身”的交叠思考。在女性创作领域，家庭是女作家们始终无法规避的无解之思。家庭观念的不同带来了女性小说性别意识书写的差异，而家庭观念的产生又受到了历史环境、性别属性、作家成长背景的影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之担当体现了1930年代女性作家对女性社会身份的着意辨析：“女儿”于此成为了抵制僵硬“孝”文化的先行者，“母亲”亦转变为颠覆了常规“教”理念的养育者，而“妻子”虽有了冲破禁锢“从”信条的志愿甚至实践，但往往又沦为静默时间中的徘徊者。事实上，女性在1930年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出走”与否，这一次她们要思考的不仅是“娜拉”式的逃离经验，更要做好缓解甚至解除“重蹈覆辙”之新危机的准备。对“身体”的体察实际上反映了1930年代女性小说的性别“代价”问题，女性身体既是书写的宝藏，同时也促发了作家表达上的彷徨。解读女性小说中的“身体”既要注视到女性身体本身蕴含的诸多属性与特质，又要审慎地考量其作为被书写对象的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存在样态。女性的欲求是女性身体本能派生之一种，应该被正视，性欲求和美欲求于其中最具性别倾向性，然而此两者在本文中皆与家庭/伦理发生了冲突。合理欲求的被挤压和被抑制造成了女性的性别异化，女性由此等同于身体本身，被做商品用于交换，被作为牲畜用于繁衍，被作为工具用于劳动，被作为武器用于革命，女性的异化保证了生存的可能，但却滋生了存在的盲点。1930年代女性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贡献巨大，回声嘹亮。它之性别意识的潜流姿态在1940年代女性小说中转化为两条基本发展轨道：一是传统家庭观的内核恪守与形态翻新，二是身体性话语的极端走向和影响延伸。前者表现为其时女性小说在故事氛围的营造上的情感化倾向以及写作者对女性性别群体的精神自剖，后者则体现出身体的政治性捆绑事实和身体完全“为性代言”这两种截然相悖的书写意向。1930年代女性小说性别意识的考量价值，在表层上体现为对女作家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讨论，而在实质上却是对女作家作为女人的性别焦虑感的追索。具体而言，女性作家自身的民族意识与性别立场于此发生了矛盾冲突，而城市女性与乡村女性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思想和生活鸿沟更加深了女作家性别意识表达的难度。然而在深入反思女性作家的特立与尴尬之时即会发现，1930年代女性小说在性别意识书写处仍旧没有摆脱对男性“他”世界“依赖”，这种“依赖”既表现为女性群体长久以来坚持着的对男性霸权的反抗，也包括以女性去性别化或女性中性化的方式去建构一个似乎可同“他”世界相抗衡的世界。事实上，女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男女两性差异地存在着的必要性，看到自身所具备的无法替代的美，并将此附于文学实践当中，建立一个自信的性别表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