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是13年前，一个基层政府组织在应对上级政府强理性制度改革压力下的、以符号的功利性生产为特征的权宜性运动，探索的是制度安排与制度安排之下的行动，具体来说，是行政组织中，强理性制度安排与行动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原因。　　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公务员虽然素以执行命令、循规蹈矩的形象著称于世，但在面对理性制度强压的情况下，会自发产生一种与权威进行柔性对抗的“符号的功利性生产”行动。这样的行动反应存在的合理性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方面，公务员们并非是行政秩序下被“命令—服从”文化所内化的、自主意识缺失的机械人，他们有着充分自主的判定标准来对制度的合法性做出判定，被判定为不具备合法性的制度，将不会按照制度的最初设计被执行，而符号的功利性生产也许将成为他们应对权威的权宜之策;另一方面，受长期由结构所内化的惯习影响，“服从即为天职”的天职观以及对权威决策保持“适应性失语”的习惯状态，使他们不可能采取与权威决策的公开违抗。同时，生存与发展目的下的理性考量，使他们的工作有了直接指向于领导好恶的功利化倾向，为了保证领导功绩或使领导满意，他们必将“符号的功利性生产”进行到底。因此，本文在对公务员“符号的功利性生产”行动进行阐述的同时，将对其产生的三种原因进行分析，他们分别是:对制度合法性的判定结构、惯习的力量以及生存与发展目标下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