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传播方式和社会生活，同样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政治的形式和内容。现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由于受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深具中国特色。从中国历史上较有特色的实例——“除四害”运动——出发，初步探析出一套当时中国政治传播的模式，是本文试图完成的理论突破。而分析出的这套1950年代中国政治传播的模式，仍对今天有一些借鉴作用，这便是本文力图完成的实践意义。　　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相关概念的界定、组织内传播(运动中的党内宣传网络体系及其运作)、大众传播(运动中媒体传播体系及其运作)和人际传播(运动中群众性政治传播)。本文力图在以下三方面做到创新:一是试图将很前沿的政治传播学与党史学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二是解析和建构一套1950年代中国政治传播的模式;三是在广泛搜集群众性传播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传播学理论建立一定的体系。　　第一部分:相关概念的界定，主要包括“除四害”运动的有关描述和“政治传播”在本文中的定义。　　在建国初期，为了对抗美国的“细菌战”，全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而“除四害”运动便是其中的一部分。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发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除四害”列入“纲要”的内容，并提出了消灭“四害”的具体目标。1957年到1958年，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宣传动员下，“除四害”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1960年以后，“除四害”运动逐渐降温。以后的爱国卫生运动仍在继续，“除四害”也常有提及，然而其宣传力度、民众参与程度等各方面，已不复当年。因此，作为本文事例的“除四害”运动，主要限定在20世纪50年代。　　政治传播涉及政治学与传播学两个领域，因此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国内外学者都莫衷一是。虽然存在种种差异，但总结起来，可以认为政治传播就是政治过程中的传播行为及其影响。然而，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体制造成的政治过程的差异，也体现在政治传播的差异上。因此，研究“除四害”运动中所体现出的当时中国的政治传播模式，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理论和框架，另一方面更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确定研究领域与对象。基于此，在本文中，采用“政治传播就是研究政治过程中的传播行为及其影响”这一内涵相对宽泛的定义。而研究对象则主要限于组织内传播(党的宣传体系)、大众媒介传播(媒体传播)和人际传播(群众性的传播)这三方面。　　第二部分，组织内传播——运动中的党内宣传网络体系及其运作。在传播学理论中，组织传播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除四害”运动中，在政治传播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本章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党内的政治传播体系及其运作上。　　第一，运动中党内政治传播的体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一套从上到下严密的宣传体系。它包括与党组织层级相应的宣传组织网络、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个体党员身上的“宣传家”任务等等。这一组织体系保证了党内宣传的贯彻实施。　　第二，运动中党内政治传播的形式。首先是书面媒体，即文件、报告、汇报材料、信件等，最常用的还是文件传达的形式;其次是会议，按功能可以分为决策性会议、政策宣布和贯彻实施的各级干部会还有各类群众大会和经验交流会。除此以外，电话会议、面对面的汇报请示制度和内参制度都是党内政治传播的重要形式。　　党内政治传播的特点主要有:信息传递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宣传形式化严重等。　　第三部分，大众传播——运动中媒体传播体系及其运作。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首先，要说明当时中国在大众传播上的理论，即从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到“阶级斗争的工具”。党报理论初步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2年在延安进行了中国党报史上的一次大规模改革，确立了党报理论的八项原则。1957年，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逐渐发展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理论”。并且在实践中，通过党委的领导、党委通讯组等方式，实现了这一理论。　　其次，运动中大众媒介的报道方式主要有政策宣传、解释和评论;战役式报道;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其他多种多样的出版物。　　运动中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有:党对媒介的领导、报道形式多样化和群众参与程度广泛。　　第四部分，人际传播——运动中群众性政治传播。在传播学理论中，人际传播简言之，就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在本章中，人际传播特指在“除四害”运动中，发生在群众中的政治传播现象。这种传播的受众是广大群众，参与者也是一般民众，传播形式更为多样化、非常规化。　　第一，群众性政治传播中的组织。主要有文化俱乐部、宣传队和学习小组等。文化俱乐部、宣传队和学习小组中的成员，往往既是运动中宣传工作的组织者，又是各种宣传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他们既非党政机关领导，也非专业传媒机构成员，这便是群众性政治传播组织的突出特征之一。　　第二，深入生产、生活的多种宣传形式。包括各种群众会议，如誓师会、经验交流会等;日常宣传品，如展览、黑板报、大字报等。林林种种深入群众生产、生活的传播形式，不仅在当时推动了“除四害”运动的发展，而且也呈现出了“除四害”运动最真实、最鲜活的一面。　　第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主要有民歌、影视、幻灯、美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比如诗歌、绕口令、戏剧等等。　　相比较党内传播和大众传播，群众性传播是最为丰富多彩的，也是最不成体系的。然而，在这形形色色的多种传播渠道和形式当中，还是可以找到某些共同特征:政治挂帅、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及形式多样。　　本文的主体虽然分为党内传播、大众传播和群众性传播三部分论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三部分并不是孤立的。相反，正是他们的互相交织、互相促进，推动了当时中国政治传播整个模式的形成。　　理解“除四害”运动中的政治传播，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在20世纪50年代，在“除四害”运动中，中国的政治传播是很有特色的，也是基本成功的。虽然此传播模式当中的某些特征，可能会遭致部分学者的诟病，但是立足于当时中国的实践，这一套政治传播模式在当年不可谓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