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已成为沟通中国城乡两个社会的中介,并日益成为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因而其在谋求生存、发展中产生和暴露的诸多问题同益成为社会精英施政问学的焦点。农民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产物,是中国自建国后采取超常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盲目追求赶超的结果。农民在国家权力以“集体”名义被非对象化之后,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的“国民待遇”几近剥夺而成为“二等公民”。长期的计划经济发展使得其被屏蔽和阻隔于城市之外,宁可让其饿死在农村,也不准到城市乞讨。当国家逐渐放宽人口流动的限制后,其有如开闸泄洪似的流向城市。农民工正是来自于广大农村的农民流入城市谋求工人和市民身份的产物。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客观正确面对和解决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农民工群体不断生长和发展的三十年,同时也是其异质性不断增长和显现并不断走向分化的三十年,于是有了区别于老一辈农民工的青年农民工,至今已有近1.5亿人,已成为农民工的主流群体,并成为青年群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青年农民工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他们寻求城市生活、谋求发展和变身市民的愿望异常强烈。然而,当青年农民来到城市后,其生存、发展遭遇了各种困境,进而又引发诸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而这些困境与问题又无不与其文化技能素质普遍偏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自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均对农民工文化技能教育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制定了诸多政策,而这些政策落实得怎么样?青年农民工文化技能现状到底怎么样?青年农民工文化技能素质之所以偏低都是些什么因素造成的?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如何解决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贵州籍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及各种访谈、了解和分析,并在借鉴其他诸多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系统考察和探讨,力图从实践和理论上给予科学的回答。　　 青年农民工怀着到城市求发展、挣钱的目的不辞艰辛外出打工却遭遇各种生存、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收入低,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各种权益屡遭侵犯而难于维权,发展极端困难等,而这一切又与其文化技能普遍偏低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加强文化技能教育,对青年农民工个人或其阶层而言,有利于改善生存困境、维护自身权益和提高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加强青年农民工文化技能教育对国家、社会整体而言,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普及政治文化,扩大政治民主;提高文化素质,促进文化发展;缩小差距,融合群体关系。一边是青年农民工文化技能普遍偏低,而另一边则是政府、用工方、教育资源对青年农民工文化技能教育的供给存在诸多不足。青年农民工文化技能普遍偏低的事实,在与社会发展存在的落差中得到体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国家长期实行“一国两策”的必然,又是教育发展失衡而超越农村家庭承受能力、输出地教育困难与输入地缺场的结果;既有青年农民工外出打工前的准备不足,又有其打工后无力参与;既有用工方的重用轻养,又有教育资源供给的缺失。借鉴发达国家和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教育并给予大力扶持的经验,我国政府、用工方、教育机构和青年农民工自身均应承担其应有的责任,才会各得其所。　　 高度重视和加强青年农民工的文化技能教育,既是青年农民工自身的渴求,同时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再也不能以传统的思维和做法面对青年农民工。否则,坚持科学发展观并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将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