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的主旨是通过全面稽考宋末元初江西抚州儒士在宋元易代和科举停废两大历史场景的言行事迹，突破元代以来围绕忠宋节士建构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历史形象的研究典范，修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从地方社会出发、以家族为中心研究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地方形象的实践偏差，重新阐释宋末元初南方儒士的行为模式。　　 宋末元初的江西抚州儒士在宋元易代场景中呈现出五种不同的出处动向：忠义、降贰、隐逸、保乡和避难。他们的政治文化身份同其出处动向之间关系密切。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并非依循单纯“忠义”的政治伦理展开行动，而是主要从科举制度型塑的政治文化身份及其所附着的权力资源、社会声望、责任利益出发，面对易代战争带来的王朝更替、地域失序，在王朝国家、地方社会与个人家庭之间权衡取舍，决断出处。　　 面对科举停废，元初江西抚州儒士在学问取向、职业取向与仕进问题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与不变。大多数抚州儒士继续原来的生活方式，攻习科举时文、固守本业、参照科举功名入仕学官。科举型塑的宋末元初南方儒士政治文化身份及其人生模式仍构成他们思想行为的重要考量。不过，科举毕竟停废，儒士的学问取向更加多样、职业取向更加多元、仕进更加多途，但总体艰难，在家参学治生、出外游学求仕成为元初南方儒士新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