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三话”作为上承唐宋传奇下开《聊斋志异》的明代文言小说集,在整个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剪灯三话”是指元末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明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和晚明邵景詹的《觅灯因话》,这三部小说集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变迁下士人价值取向、政治处境以及自身心态的巨大变化,是对明代士林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生存方式选择的折射。“剪灯三话”是明代文言小说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剪灯三话”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本结构、主题思想、版本流传、小说史价值、域外传播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剪灯三话”所处时代背景与其反映的“士人心态”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以此为选题,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详细阐释: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剪灯新话》所反映的易代士人心态。作为元明易代之际的士人,作者瞿佑无疑有着战乱经历,因此其作品首先展现的是文人士子在战乱年代的艰难处境,传达出其强烈的反战意识。作为由元入明的边缘化文人,瞿佑在其“新话”中植入了感士不遇,为士人鸣不平的思想,这是其在明初高压文化政策下种种不适的表现。小说中诗文的大量羼入亦成为其张扬才气与标榜自我价值的手段。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剪灯余话》所反映的治世文人心态。与“新话”作者瞿佑不同的是,李昌祺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是明初高压文化政策培养起来的新生代,入选庶吉士并在期间所受到的教育对于李昌祺道德教化观念的形成尤为明显。这种道统文学观赋予了《剪灯余话》鲜明的风教意识。两次被贬的仕途忧患使得他在小说中极力展现文人的牢骚与宣泄,“董役长干寺”的特殊经历凝结成其内心隐秘的佛道情结。“余话”中多样的诗文体裁是李昌祺游戏翰墨与炫才意识的体现。第三部分主要论述《觅灯因话》所反映的晚明士人的救世心态。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具有鲜明的晚明社会思想特征。晚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封建专制统治的宽泛松懈以及思想领域的不断变革导致重利趋商、金钱至上、奢侈过度、违礼逾制,这是晚明社会风尚的主要特点。《觅灯因话》集中展现的是文人士子批判当时世风以期达到救世的理想与回归传统的愿望。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主要论述时代变迁与“剪灯三话”士人心态的嬗变。本文前三部分以时代为轴线,详细阐述“剪灯三话”单部作品反映的士人心态,因此,第四部分着重从宏观的角度对前三部分进行对比、总结,对“三话”折射的“士人心态”的共性与个性特点进行总结、归纳。首先,对“三话”所反映的“士人心态”嬗变的原因进行探析,以时代变迁为轴心,分别从士人与政局的关系、社会转型与士人创作观的改变、个人遭遇与士人群体的折射三方面予以详细阐述;其次,阐述“三话”作者创作心态的共性特点——坚守“劝惩教化”,即遵循文言小说发展历程中应有的创作理念。结语部分是对全文整体性的总结,分别就三部作品反映的士人心态做出概括性的论述,同时对其嬗变原因以及共性特征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