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村庄保留着更多原始的社会基础结构,这些基础结构对于当今的村庄治理层面有哪些影响,或是说有哪些需要顾虑和参考到的地方,是值得探究的。本文以琼中县便文村作为调查样本,以此勾勒黎族村治的历史与现实。黎族是海南的最早居民。新中国建立前,便文村属于典型“合亩制”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受到闭塞的自然环境制约,中央国家权威的影响微乎其微,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区管理主要依靠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和规则。社会组织突出地体现出血缘性、民族性、地方性和民间自治的特点。当前,便文村只有一个“王”姓宗族,部分村民的祖先原姓“吉”,自从王国兴到此寻找琼崖纵队,这部分吉姓村民因为敬重王国兴而纷纷改为“王”姓。便文村传统的社会组织目前大多已经消失殆尽,但是家族组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家族观念和意识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新中国建立和海南解放,便文村的村治结构和社会组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便文村现有的村治结构和社会组织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党支部、团支部、村民小组等。它们各自发挥作用并形成村治的合力。在便文村社会组织发生变化的同时,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权力比过去更多地进入到了便文村的社会生活之中;经济结构也远比过去优化和进步;文化类型也日益多元化,本土的、外来的,传统的、现代的都能在便文找到。有社会就有纠纷。为了有效解决村民纠纷,国家和便文村在文化、制度和技术上都作了相应的安排。纠纷有显性、隐性之分,显性的纠纷一般被提交给村干部或相关国家机关和机构来处理,使其在较大范围内为人所知;而隐性的纠纷,当事人往往为了顾及面子或感情一般不会提交给公共组织来处理,他们会自行解决或者被限制在家族或家庭内部解决。中国农民的行动特点之一是强调人伦和血缘关系。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农村传统的人伦和血缘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造成了乡村治理内在逻辑的差异,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本文从黎族农民的行动出发,将古代与现代的村治结构分开进行阐述,其意义不仅在于填补黎族研究内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