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侧重对空间结构的描述，当代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更加注重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机制阐释。城市郊区社会空间形成与发展既存在城市社会空间的一般规律，也具有特殊的阶段性特征。为认识中国大城市郊区社会空间发展，为郊区社区规划、社区管理改革和市民社会建设提供本土化的理论基础，开展本文研究。　　本文结合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以北京望京居住区为例，以郊区居民的居住、就业、休闲、邻里交往和公共事务讨论等私人、公共活动的空间变动为依据，通过问卷数据、深度访谈、半参与式观察和话语分析等手段归纳郊区社会空间重构的特征、过程和背后的动力和制约因素。在“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角下，运用“存在”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及社会学的国家—社会理论，进行个体性和整体性理论建构，对重构的逻辑、策略、模式进行揭示，把握背后的宏观结构。主要结论如下: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望京地区阶段性地接受了城市化、郊区化、郊区间迁移、远距离城市化人口，迁居后居民总体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望京是一个“新社会空间”，表现为人口不断迁入，历史关系少，社群复杂化，高文化素质和高收入阶层人口集聚。居民的职住平衡性较好，优于单一功能的郊区，迁居后居民职住关系总体得到了改善。其他日常活动空间重构大致上从属于工作和居住空间的重构。　　在基于私人活动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背后是个体的动力、制约和斗争。本文运用质性方法分析了几种重点人群和过程，包括家庭代际关系变迁造和活动空间改变，外迁过程面临的不平等斗争，外来人口在郊区阶层流动和空间流动的互动，回迁农民因社会保障缺失陷入贫困陷阱，福利分房的指标之争，弱势群体的空间收缩效应等，反映了个体的生理因素、家庭因素制约，以及与国家、单位、社会的复杂关系。　　基于公共活动的郊区社会空间重构分为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两方面。　　在实体公共空间中，建筑形式、社区类型的变动造成邻里人际关系从传统迈向现代性，增加了社区的流动性和异质性，削弱归属感和安全感，不同社群的隔阂凸显，治理主体多元化。空间的利用率较高，公共可进入性较好，规则非正式，利益界限更为清晰，但公共性活动比例仍偏低，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业委会等新的社区社会组织逐渐发挥作用，国家对空间的监视和管制也有所弱化。居民自组织能力增强，创造出了许多新型的实体公共空间。　　郊区化是郊区虚拟公共空间蓬勃发展的基础。虚拟公共空间上的交流有更浓的商业、文化和政治色彩，公共性、社会性更为突出，有助于“志趣相投型”社会关系形成、社区商业组织电子商务化、“地方化”效应发挥和完善基层民主建设。通过真实性与虚拟性的结合和互动，参与了对社区精神、社区文化的构建。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论角度概括郊区物质空间生产的过程、社会空间重构模式和背后的社会关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