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由前言、正文和结语构成。前言部分主要阐述论文选题意义、新民歌运动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正文部分分为四节。其中,第一节主要研究新民歌运动的起源问题。论文经过细致的梳理和统计,认为一般文学史对新民歌运动的描述从1958年3月开始不够严谨。实际上,新民歌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在此前,还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文本和文献表明,新民歌实际上早在1957年就已经出现。文章建议把新民歌运动作为一个过程看待,即把1957年4月到1958年5月完成命名为止都看做是新民歌运动的起源。第二节主要研究新民歌运动的命名问题。其中重点关注周扬对新民歌运动的理论界定和境界提升。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论者发现周扬是对其他命名进行了有效整合,“新民歌”和“新民歌运动”这两个文学史上专用的名称就出自周扬。通过命名,周扬对新民歌运动的走向产生了有效而且重要的影响。第三节通过发生在1942年的一场文学争论,引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新民歌运动时毛泽东、柯庆施、周扬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秩序的设想。在反右斗争后期,毛泽东等人倾向于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应该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来建设。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了“文革”时期。第四节主要从内容和语言风格两方面对《红旗歌谣》中的新民歌进行了文本研究。内容方面重点关注的是新民歌中的颂歌、情歌和劳动诗歌,这些新民歌与既有的民歌相比,有若干新的特点。大部分民歌真实地表现了特定时期民间的精神面貌。新民歌最显著、最重要的风格是口头语的普遍使用,在诗歌精神上体现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间社会的部分回归。这应该被看做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对于新诗的现实反应,是对于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思和反拨。结语部分对新民歌的精神起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