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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
《21世纪经济报道》：《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高毅：《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儿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21世纪经济报道》：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
《21世纪经济报道》：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21世纪经济报道》：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作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21世纪经济报道》：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于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赵哲摘自2012年12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
《21世纪经济报道》：《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高毅：《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儿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21世纪经济报道》：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
《21世纪经济报道》：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21世纪经济报道》：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作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21世纪经济报道》：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于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赵哲摘自2012年12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