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研究已经认识到,明中后期的赋役改革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全国各地时间内容迥异的地方财政改革的过程。在州县一级的赋役改革过程中,州县官员如何面对地方士绅的阻力是一个问题,地方官员的继任者是否持续改革又是另一个问题。从长沙府明中后期各州县赋役改革的内容来看,各县的改革内容没有一定之规。攸县和湘潭县所侧重的改革项目完全不同,攸县主要关注的是赋税改革和清丈田亩,湘潭县则主要关注驿传的改革。从攸县赋役改革的内容,特别是丈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官与地方士民、家族势力之间的调适。而湘潭县的驿传改革过程,则主要体现了士绅力量逐渐进入地方官的视野,以及城市中行户势力的上升及其与官府的合作,从中我们看到行户自愿承马以及利用官方资源的主动性。湘潭县从陈应信到杨通宇几任知县一直都非常关注驿传改革,经历从官管到行户管理的变化过程。两县赋役改革的主要内容并不相同,牵涉到的地方利益也不同,改革中引起地方社会的反应并形成相关的文献。反过来或许也可以说,地方官进行赋役改革的项目在深层次上是由地方社会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