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斯多德一语道破人的天生政治性。在「立功」舆「淑世」的儒家文化涵泳下，传统中国对学而优则仕的出路，往往给予极高的期许，即使属道家的《庄子》也有「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的认知(这个士以当时社会情况就是余英时说的「知识人」，或广义西方的知识份子)。如果万一生逢非治之世(未必见得是兵燹祸结的乱世)，远离庙堂隐遁江湖，却还时时怀抱浮云蔽日之忧。到了近代，尤其是明代後期的世道昏乱，忠义之士尽被阉党所拒斥，於是有了辧书院集结士子读书并针贬时政的东林党(被讥刺的阉党对这批读书人的归类)，这是近世读书士人藉知识舆学社等名义集结公开论政的风气。到晚清後，西式报纸这一新媒体的引进，替不愿在闇世为官的知识份子，辟出以笔论政之新战场。
　　本文除了探讨胡蒋关系的起落与转折，更希望能藉此探究蒋介石面对知识份子的原则与态度，试图解析何以在1946-1949年的内战期间，他竟在极短的时间内丧失知识份子的支持，除了外在的环境不利因素外，是否也与他个人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与手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