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从扩大就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看，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促进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将产业发展重心由“微笑曲线”底端向两端扩展，实现服务业与加工制造业的融合。为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一方面，要结合产业转移继续扩大“世界工厂”优势，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均等公共服务和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个领域充分挖掘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由加工制造环节更多地向设计、采购、运输、营销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环节扩展，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二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促进城镇特别是中小城市更快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实现城镇人口密度的迅速提升。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可逆性越来越差和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增强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切实改变依靠政府投资和行政主导推进的模式，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还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实现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城市和工业用地要以市场价格和公平交易方式取得，靠市场机制的硬约束来提高城镇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城镇的人口和产业密度。当然，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很大，不同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面的发展阶段未必相同。因此，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制度政策也要体现出区域特点和差异性。 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时期同步推进“三化”，还要继续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只不过侧重点要变成农业，更快地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出路。中央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发展理念和政策取向的重大转变。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存在资源要素上的竞争关系和发展过程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但只要相关制度和政策设计合理，三者完全可以协调发展、同步推进。需要研究以下重点问题:一是同步推进的内涵与衡量标准。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都是比较明确的含义和指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衡量则需要一系列指标的综合，相对要复杂得多。因此，如何将同步推进这一宏观理念具体化，值得深人研究。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辐射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工业化主要通过需求拉动和装备强化两个方面带动农业发展，城镇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市场带动和城乡产业分工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在此过程中，除了要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城镇投融资体制，关键还要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促进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提高吸纳就业能力。三是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以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农村土地被低价征收、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农民工工资存在歧视、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成本更高等方面，这些问题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阶段性的。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既要建立城乡要素发挥优势的市场竞争制度环境，尽可能取消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行政或人为干预，也要改善政府对城乡要素交换的宏观调控，强化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具体而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城乡就业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不合理限制，同时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性金融等手段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四是有序推进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及加强新型农民培养。在“三化”同步推进过程中，既要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又要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切实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妥善处理好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农民培养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因人口和劳动力过度转移而产生的农村过疏化问题，即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农村经济陷于凋敝。 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布局。中国城镇化应实行多元化模式，即适度发展大城市，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重要突破口加快发展，引导不同类型农民工到不同类型城市(镇)安家落户。在城市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可考虑以中小城市为发展重点，将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将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将有实力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区域性都市经济圈。在城镇的区域布局上，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产业转移为契机，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实现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成功转型，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要切实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增强城镇的人口集聚功能，依托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发展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二是城镇化要以市场为导向，改变政府投资、强力推动的行政主导模式。三是在项目安排、资源供给、用地指标、公共投入等方面实行向中小城市和县城镇倾斜的政策。四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逐步改变政府投资驱动和大项目推动的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与其资源察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 城镇化的成本与公共服务。要使上亿农民工进城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必须首先解决城镇化的成本问题。从政府角度看，快速城镇化将大幅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对政府供给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容，农民工市民化又增加了安居住房建设、社保资金筹集支付、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从农民角度看，进城与否是农民自愿作出的经济决策，既要考虑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社区认同等显性和隐性成本，也要考虑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成员身份等直接和间接损失。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成本制约，从表面上看是财力不足限制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但深层次原因应归结于财税体制、城市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将逐步由重增长向惠民生转变，城镇化将逐步取代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以亿计农村人口要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至为关键，需要在制度创新、政策调整、资金筹集、社会融合等方面作出重要调整，付出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