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考察明清以来对“威逼人致死”社会问题的不同法律应对。认为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明清“威逼人致死”律(包括泰国和蒙古国的刑法典)中，“威逼”因素与“人命”因素兼具时即可直接成立一罪，对自杀肇因者科以刑罚；二是清末修律至现今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刑法典中，以“威逼”行为构成某罪为前提，将“人命”作为某罪的加重情节或加重结果，对自杀肇因者科刑；三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刑法典中，既不对自杀者处罚，也不对自杀肇因者科刑。
　　其实，第二种和第三种法律应对都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调整的后果。清末修律至现今中国的法律，是在明清“威逼人致死”条与西方近现代刑法理论中寻求一条折衷的道路，选择以“威逼”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追究自杀结果，来限制对自杀肇因者的责任追究，又以自杀作为结果加重来适应中国社会中人们的平衡感，安抚出现“人命”时人们所出现的巨大的社会失衡感。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刑法典中，取消了历史上对自杀者的刑事责任追究，使宗教中对自杀者的责难从法律中退出，将世俗的法律问题和超俗的宗教问题作尽量区分，这也是西方法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