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墓志是对墓主的介绍,可归类为人物的历史,但它与史传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史传以善恶俱陈为宗旨,而墓志以隐恶扬善为原则。我们说某个史传可信,是指它的记述公正而且全面,勇于交代全部的真相(the whole truth);但我们说某个墓志可信,只是指它扬善的部分没有夸大失实,隐恶的部分不致颠倒是非,并不是说它敢于指陈墓主之不是。墓志毕竟是以成人之美为原则,时常只透露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only part of thetruth)。正因如此,墓志的内容虚实相间,是文学与历史的揉合,以文学之美来表现或掩饰历史之真,又往往反映历史的变化。本文以苏轼的‘乳母任氏墓志铭’为例,指出若干虚与实及它们反映的历史变化。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却在墓志里称自己是‘赵郡苏轼’,这个郡望或祖籍就是历史的虚构,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为了敬宗收族而杜撰出来的苏氏世系,而杜撰的原因充分反映历史的变化。唐人以世系来严士庶别清浊,更防止冒宗,其家族的组成(包括姻亲)属封闭性或排他性,而宋人适得其反,以世系广纳同姓,三百年前是一家,其家族的组成属开放性或吸收性,时谓之‘宗盟’(联宗),实在是唐宋的一大转变。志文对乳母的追述极其精简,给读者不知其所以然,甚至空虚的感觉。考究之后,发现文字背后有著真实故事,并非空言。行文之所以精简,因为苏轼秉持‘录其大者’及‘语不及私’的撰志原则,即使替妻子、爱妾和司马光撰写的墓志也无例外。这些原则,早被欧阳修所提倡,亦是他推动的古文运动的重要内容,并在他充当主考时,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录取了苏轼和苏辙。所以,墓志作为一种文体,与当代的文学发展和科举考试息息相关;墓志的风格,实可反映一代文风的改变。铭文故作旷达,似乎置生死于度外,随遇而安,不敢强求。表面上是哀悼乳母,骨子里是自伤,反映苏轼经历乌台诗案的文字冤狱被贬黄州后的心境,思潮充满了佛老的观念,而谪居黄州的四年也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短短的铭文,代表苏轼思想的转变,也反映他的生死观,是作者和死者的对话。所谓历史变化,必须先有历史,然后才有变化,而历史本身,无论是个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都有著实际的、被表现的和想象的不同。我们要先明白‘历史’是如何留存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的流传和变化。本文以苏轼替乳母任采莲撰写的墓志铭为例,探讨三个问题:1.作者家族的历史是如何建构的?苏轼家族的世系其实是虚构或想当然的历史,反映唐宋宗族制度的变化,从封闭性和排他性变为开放性和吸收性。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竞争社会资源,以图举业有成,从平民上升为统治阶级。到了明清,杜撰的始祖更被广泛利用,达到联宗的目的。2.死者个人的历史是如何呈现的?任氏墓的志文极其精简,语焉不详,这并不表示死者一生无事可记,而是因为苏轼秉持‘录其大者’及‘语不及私’的撰志原则,乃使‘实际的个人历史’与‘被表现的个人历史’出现繁与简的落差,实际上是似虚而实。这些撰志原则亦被推动古文运动的欧阳修等人所提倡,故墓志的写法也是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表现,两者最好合而观之,是研究墓志所应留意的。3.作者个人的历史是如何呈现的?正如读《资治通监》可以看到司马光个人的历史,读任氏墓的铭文,亦可看到苏轼生平的一个重要转折。他针对死者生前和死后的三件憾事一一生非子养、死不归葬、魂无血食一一提出排解之道,表面上是安慰死者,骨字里是自伤和自解,是他经历了一场几乎送命的文字冤狱后,心境偏向佛道的写照。这种转变,亦反映在他其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里。研究墓志,也许先应了解作者的历史。总之,墓志是对墓主的介绍,可归类为人物的历史,但它与史传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史传以善恶俱陈为宗旨,而墓志以隐恶扬善为原则。好的史传,在于记述公正而且全面,勇于交代‘全部的’真相(the whole truth);而好的墓志,在于扬善时没有夸大失实,隐恶时不致颠倒是非,但它毕竟不敢披露墓主之过失。墓志毕竟是以成人之美为原则,时常只透露‘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only part of the truth)。正因如此,墓志的内容虚实相间,是文学与历史的揉合,以文学之美来表现或掩饰历史之真,又往往表达作者的个人和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