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绍了“格义”的通行解释，分析了“格义”的广狭二义，总结了“格义”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道安等人对“格义”方法的弹斥和摒弃，固然标示着中国佛教“经义大明”的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格义”之法却并未因此而完全绝迹。究其所以，恐怕并非单是因为积习已久，难以邃断;在中外异质文化的交通融会中，“格义”虽然未免“迁而乖本”之弊，但是作为一种方便法门，或许也自有其优越殊胜的一面。总之，对于“格义”，如果严格地以所谓的佛教正义来衡量评判的话，固然当以道安诸公的是非为是非;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于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相互融通，探求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那么，就不能不对“格义”方法的历史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而不是简单地跟从着道安的立场，对“格义”唯加弹斥而已。进而言之，若无“格义”方法之运用，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思想文化，是否能够在本土固有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社会生存并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恐怕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