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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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是基于规制社会失范行为以及应对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目的而制定的一项社会公共政策。在社会失范行为规制系统中，刑事政策起指导作用，决定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活动的方向。目前所倡建的和谐社会需要倾注以人为本的关怀，作为刑事法律活动主导的刑事政策，自然就应当引入人性化的情感要素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以全方位且真正地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而构筑理想的和谐社会。本文探讨了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层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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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法学院 湘潭大学法学院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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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是基于规制社会失范行为以及应对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目的而制定的一项社会公共政策。在社会失范行为规制系统中，刑事政策起指导作用，决定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活动的方向。目前所倡建的和谐社会需要倾注以人为本的关怀，作为刑事法律活动主导的刑事政策，自然就应当引入人性化的情感要素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以全方位且真正地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而构筑理想的和谐社会。本文探讨了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层面的人性维度、在刑事司法层面的人性维度以及在刑事执行层面的人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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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犯的法律地位“恢复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后形态，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可遇见的一种情形：行为人在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含既遂与未遂)之后，及时、主动对被其侵害之法益进行有效恢复的行为。如盗窃后自动将财物返回原处、故意毁损公私财物后主动进行等价赔偿、伤人后又主动将被害者及时送往救治、危险犯自动及时消除危险等。恢复犯在本质上是对被害法益的主动恢复，然其在理论上应如何定位、在司法中应如何定性、在量刑时应
近些年来，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的高压态势，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下文简称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数量无论在总数上还是适用的比例上，都呈上升趋势。但是，同期毒品犯罪的总量不降反升。据此，有人认为，对毒品犯罪的惩治力度还不够，应当继续加大打击力度；另有人则认为，一味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加大死刑适用力度，并不能有效遏制毒品犯罪，反而可能产生其他不良社会效果。本文提出对毒品犯
死缓制度是我国的独创，该制度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并被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所确认。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在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于何种情况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通常认为应当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两个方面来把握。尽管死缓刑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属于一项实体法制度，但是在
中国死刑必将走向废止的观点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认同。在死刑走向废止的进程中，如何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规格成为重大的课题。沿着从限制到废止的思路，死刑的适用规格应当是动态的、圆满的体系。所谓动态的，是指这一规格应当具有推进死刑限制的功能；所谓圆满的，是指这一规格本身不存在违背辩证法的自身缺陷。虽然刑法中规定了严格的死刑适用条件，但是，本文认为其不能为我们提供动态的、圆满的死刑适用规格。本文
自从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16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1966年12月16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过并宣布以来，人权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极其敏感的焦点问题。而刑事司法由于与人权有着“道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因而每当言及人权，人们无不想到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问题。刑事司法领域中与人权最为纠缠不清的就是死刑问题。本文提
本文介绍了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探讨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刑法观念的变化，以及刑法观念的变革与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
进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矛盾日渐凸显，人们开始反思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经验的局限性和有害性，并且把社会进步放在了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西方社会学家、法学家试图转换发展思路，扬弃西方固有的人与环境相互对立的自然观，并且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和文化”中寻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互利双赢的答案，进而提出了“现代和谐社会”的理念。本文从刑法的角度，对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弱势群体利益保护问题
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斗争，是近年来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课题之一。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斗争，有关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迅速制定完善了一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但总体而言，这些应急之作还不能完全满足快速发展的斗争实践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处理邪教问题，按照法治、人道、科学的标准合理地组织对邪教的反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本文分析了邪教的本质与处理邪教问题的政策原则，对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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