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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李迪、查永平的《中国历史科技人物生卒年表》和杜石然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公元900～1400年间的人物分为“一般”和“精英”级别，以1150年(即朱熹“弱冠”之年)为分界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前后两段的人数相等，宏观上认为理学对科学技术人才“产出”数量没有明显影响。并考察科学家接受理学的情况，特别是与理学“(河)图(洛)书派”象数学的关系。最后评析理学“格物致知”、“穷理”之说，认为其对精英层的科技哲学观和认识论方法论乃至科技成果的提升，既有积极作用，也埋伏着消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