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居民进行《阶段变化问卷》的测量，以检验跨理论模型各问卷在研究城市居民锻炼行为上的适用性，为该TTM理论及其各问卷在研究我国城市居民锻炼行为上的使用性提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方差分析，以了解城市居民锻炼行为的阶段分布现状及相关心理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引导城市居民进行体育锻炼，为设计促进城市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和参考，为促进阶段转变干预设计提供参考，以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达到增强城市居民体质、增进健康的目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采用司琦翻译的《阶段变化问卷》为研究工具，随机抽取武汉市城市居民1000人为研究对象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81份，其中有效问卷928份。研究对象中，男性居民483名，女性居民445名，平均年龄38.15岁，最大年龄75岁，最小年龄18岁。统计分析工具为LISREL8.30和SPSS13.0。研究结果：1）正面效应的各因素负荷值均在0.50以上，负面效应上的因素负荷值相对要小一些，其中一项只有0.30，但都达到了显著水平。改变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的各观测变量在一级因素上的负荷在0.40以上，各负荷都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一级因素在二级因素上的负荷都不低于0.50，各负荷也都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自我效能问卷的各观测变量在一级因素上的负荷都比较高，在0.50以上，而且都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观测数据与模型拟合情况比较理想。并采用第一次测量的数据对各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使用的是克伦巴赫（Cronbach）内部一致性α系数。各α系数值都在.75以上，说明各问卷的信度是比较可靠的。2）被试的锻炼行为阶段分布情况：被试分布在锻炼行为改变的五个阶段上，各阶段的人数分布不一致。处于前打算阶段的被试148人，占总人数的15.95％；处于打算阶段的被试为167人，占总人数的18.00％，处于准备阶段的被试243人，占总人数的26.19％，处于行动阶段的被试为214人，占总人数的23.06％，处于维持阶段的为156人，占总人数的16.80％。大多数城市居民处于不锻炼的状况（包括前打算、打算和准备阶段），共有558人，占总人数的60.14％，而锻炼者（包括行动阶段者和维持阶段者）共370人，只占总人数的39.84％。3）不同锻炼阶段被试的各心理因素差异比较：处于不同锻炼阶段的被试在自我效能、均衡决策和改变过程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在自我效能因素上，被试的得分随着锻炼阶段向维持阶段的变化而增加，各阶段之间除了前打算阶段与打算阶段以及维持阶段与行动阶段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之外，其它阶段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在均衡决策正面效应上，被试得分变化趋势与自我效能是一致的，随锻炼阶段向维持阶段的变化而增加。除行动阶段与准备阶段、准备阶段与打算阶段、打算阶段与前打算阶段之间差异不显著之外，其它各阶段之间差异显著。在均衡决策负面效应上，被试的得分变化情况与正面效应得分趋势相反，随着阶段的前进而得分降低。在改变过程因素上，随着锻炼阶段的前进，被试的改变过程得分也在相应增加。维持阶段者与前打算阶段、打算阶段者之间差异非常显著（p<0.01），行动阶段者与前打算阶段、打算阶段者之间差异显著（p<0.05），其它各阶段之间差异不显著。研究结论：1)阶段变化问卷各分问卷的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都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为该问卷及TTM在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锻炼行为上的适用性提供了支持。2）被试分布在锻炼行为改变的五个阶段上，且各个阶段上的人数分布不一致，大多数被试处于不锻炼阶段。3）不同锻炼阶段者在自我效能、均衡决策和改变过程等心理因素上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