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城市治理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企业家型城市”的出现，即城市政府更多的采用企业的经营策略和手段，依托市场机制，实施更为外向型的和具有风险性的城市发展策略。但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国企业家型城市的塑造是在高度地方化的框架中进行的。城市更新是当代中困城市实施企业家型发展策略的重要于段之一。通过对宁波老外滩更新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政府高度介入地方经济发展事务，政府与社会之间是粘连与统合的而非分离与对抗的。市、区、街道三个层级的城市政府，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增长这一根本性目标，主动通过建立增长导向型的地方治理框架，依靠工商联、文联等国家法团主义组织，吸纳地方治理资源进入该框架。政府主导整个地方治理过程，而符合增长目标的地方利益，也可以在这种框架中得到基本的表达和维护。不过这些过程并非发生在国家层面，也不是一个全国统一进行的过程，而是具有高度地方化特征的过程，因此是一种地方化的法团主义治理框架。然而，这种城市治理机构还处于探索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地方法团主义组织的权限如何界定，应否具有强制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