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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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政策中，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实践中也在探索对刑事被害人(主要针对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或其家属进行物质上的补偿)进行司法救助。然而，被害人在遭受财物损失而又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其利益又该如何保护呢？本文中，作者论述了尽快推进财产利益处理机制的重要性，对刑事审判中财产利益处理机制的建立提出中长期规划，提出应建立罪犯违法所得司法追缴联动机制和被害人财产利益补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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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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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政策中，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实践中也在探索对刑事被害人(主要针对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或其家属进行物质上的补偿)进行司法救助。然而，被害人在遭受财物损失而又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其利益又该如何保护呢？本文中，作者论述了尽快推进财产利益处理机制的重要性，对刑事审判中财产利益处理机制的建立提出中长期规划，提出应建立罪犯违法所得司法追缴联动机制和被害人财产利益补偿救助机制，使该问题得到实质上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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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保护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权利是司法正义的基本要求。我国刑事案件私了不绝，反映国家本位原则下被害人权益保护存在缺陷。学习借鉴当今世界先进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创立适合我国实际的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赋予被害人参与维护自身权益的主动权，既有利于被害人权利保护走出困境，又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复归和社会关系的迅速修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轻伤害案件是一种常见多发的轻微犯罪案件，多因日常琐事引发，属人民内部矛盾，且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危害后果不大。检察机关以酌定不起诉权为根据，调解办结轻伤害案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当前，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中大多都确立了某种形式的和解制度，出现了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世界性趋势。本文拟在简要介绍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世界性趋势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上挖掘支撑刑事和解制度化、法律化的理由，探讨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有所助益。
本文以审判程序为中心，剖析刑事庭外和解制度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并对国外这一制度的立法和实践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拟以审判程序为中心，对我国刑事庭外和解制度的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确定刑事和解范围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权包含的私权利性，刑事和解仅限于刑罚部分，在刑罚的诉求、裁量和执行阶段都可以进行。有具体被害人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享有刑事和解权，轻罪享有全部刑罚的和解权，重罪享有部分刑罚的和解权。监察机关是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机关。现行刑事法律应对刑事和解做出规定，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情况下，轻罪可以免除处罚或处以缓刑，重罪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执行阶段达成协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解读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西为中用，又具有中国特色。其具体内涵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样，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随着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被害人谅解”在刑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法律结果上通常表现为对加害人刑事惩罚的轻缓。本文分析刑事赔偿--谅解工作的利弊所在，并从适用范围、条件及程序控制三个方面对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能够有效发挥该项工作制度的功能，促进社会和谐。
近几年来，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协商性司法的改革思路推动下，世界各国刑事司法领域纷纷出现各种排除审判主体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和解不诉、认罪协商等旨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审前程序分流改革举措也在实践探索中得到广泛的认可。我国公诉案件和解制度本身尚处于初创和探索阶段，笔者认为，从寻求法律监督工作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点角度，对公诉案件和解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在公诉权运行机制中建立一种司法机关主导的刑事
刑事司法制度应当与社会背景相融合做出相应调整，增强制度的包容性，寻求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模式，使刑事政策的选择多元化，以实现司法程序效益的最大化。制定和规范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同时也顺应现代司法改革的方向。
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对赃物应当予以追缴，而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民法中传统而重要的理论更在我国物权法中做出了明确规定，由此涉及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案件追赃工作中发现赃物被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时应否向第三人追缴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善意取得及赃物追缴概念、法理基础、我国法律规定进行研究、归纳的基础上，探索一套统一、合理的执法机关解决上述追赃问题的工作机制，以期达到利益的平衡，规范的统一，维护我国司法制度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