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对于《聊斋志异>之批判性意义的研究已极为丰硕,然而在相关的研究中,均未触及到《聊斋》中藉由「形变」之超越批判所形成的转化功能,本文认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之自志中云其书为「孤愤」之作,从中可见其对时人，或拘泥「存天理」而与人情发生断裂,形成「以理吃人」的现象,或去掉「天理」只顾争逐情欲,导致世俗的堕落以及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吏治腐败、官场倾轧、科举扭曲等弊病,提出「世情如鬼」的批判,强调「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香玉>)、「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素秋>)的省思,透过小说「人物」(包含花精鬼狐等)「形变」之升华作用,超越一般性批判,而以刻意的人物「形变」的描述模式,做为其社会批判之核心《聊斋志异》中「花精鬼狐」的表现,不仅不受形体的局限,更能与人展开相知相契的感通之情,此一真情感通是由形貌美丑决定?或是由内在之精神价值来认定?这些特殊「塑形观变化」更深具意义,从「此形」到「彼形」之间的变异,并非只是「述异作奇」的故事展演而已,更引发世人的深思,因此,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其所要彰显的不变核心价值是甚么?事实上,此书所呈现「孤愤」 之意,在「批判」的同时,也作出了「转化」,因此,它不只是个人对时代示土会的孤愤抨击而已,更要表达出人的自觉反省,应与「生命本真」连结起来,并转化出对大我的关怀。就此而言,本书如何在「批判」的同时也作了「转化」,这一点实深值吾人重新探究。 蒲松龄《聊斋》所呈现强烈的批判,主要是意在指陈现实困境,此中并非只就「世情如鬼」的批判而已,实含有试图转化之精神,更难得的是,《聊斋》中更具有超越传统之处,从人与异类、人与天地鬼神不需转世投胎、借尸还魂,却能展开美好和谐的情意,更可见其超越与创新之处。在「情之至者,鬼神可通」的叙述下,若能消解形躯官能的拘限,与心知情识的负累,当下生命就能自在自得,那么「真性情」或许就能回应时代的种种困境。